应为新技术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
现代育种已进入精准设计育种阶段 ， 即可以由选择的底盘品种 ， 通过精准设计与创造 ， 培育出设计型品种 ， 来满足人类各种不同的需求 。
另一方面 ， 人类在对野生植物驯化、选育的过程中 ， 也让野生植物原有的一些优良性状丢失了 ， 如对特定病虫害的抗性、对恶劣环境的抗性、特定的风味等 。通过重新设计与快速驯化 ， 有可能加速获得具有丢失的优良性状的新驯化种 。
最近 ，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团队联合国内外科学家在《细胞》上发表的研究报告 ， 通过组装异源四倍体高秆野生稻的基因组 ， 绘制了异源四倍体野生稻从头驯化的“蓝图” 。由此可见 ， 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在农业科技竞争中的核心作用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发展中 ， 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未来的生物育种技术将孕育出一大批基因编辑作物、全基因组选择作物、多基因设计作物 。
例如 ， 合成生物学的理念和技术 ， 不仅用于育种 ， 而且将使很多植物重要但量小的有用成分 ， 通过微生物来生产 。比如合成具有药理作用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基因 ， 可在酵母中使之高表达 ， 用发酵来生产人参的稀有皂苷 。又如 ， 中国科学家培育了世界上第一株用CRISPR技术获得的基因编辑植物 ， 并率先开展农作物复杂基因组编辑研究 。
至今 ， 中国在全球农业基因编辑的知识产权、专利数量和竞争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
政府应在政策层面 ， 营造良好的研发环境氛围 。同时 ， 政府应继续增加研发投入 ， 特别是对相关的基础研究和突破性技术研发的稳定支持 ， 也要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
问题在于 ， 至今我国尚未建立基因编辑植物的监管法规 ， 基因编辑植物也未能商业化生产 。自2016年以来 ， 我国科学家已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基于科学的基因编辑作物的监管政策建议 ， 其基调是在基因编辑作物及其产品中 ， 对没有外源基因的产品要放活；对有非植物来源的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产品 ， 则按照转基因植物管理办法进行监管 。
对这类发展极为迅速的高新技术 ， 希望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 及时制定相应的监管法规 ， 以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及其产业化应用 。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 本报采访人员李晨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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