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国家科学”时代到来，如何应对？( 二 ) 胡升华|科学活动|国家自然科学

科技奖励和激励机制越来越体现服务国家发展、围绕国家战略全局的基本原则，如《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2017）的制定，以及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高调布局等。
亟待解决的问题
毋庸讳言，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与“国家科学”时代不适应、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科技评价问题。
最近30多年来，SCI论文数量在职称、学位、评奖、基金项目申请、课题成果鉴定等方面被赋予了突出权重。我国80%以上的优秀科研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在各种需要评判学术水平的场合，不得不“客观地”考查英文期刊和英文文章，主要依从国外的评价体系。假手他人的结果是加重优秀论文外流，加重科研价值观的偏差，也是学风问题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本原因。
科技评价假手他人、以文献计量代替整个科研评价的状态应该迅速纠正。与“国家科学”时代战略要求相符的综合学术评价体系至少应该包括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学术贡献指标、专业能力指标和社会影响指标。
其次是科技数据话语权问题。
优秀学术论文的外流以及数字出版平台的羸弱，不仅使我们难以掌握学术评价话语权，也让我们损失了大量优质数字资源，从而丧失了科技数据话语权，使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受到严重威胁。
建议从科研论文着手，与科技评价体系建设配套进行有国际竞争力的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
再次是战略协同性问题。
战略协同性在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全球技术标准话语权争夺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科学”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国家科学”时代，提高战略协同性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这应该成为我们制度优势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
战略实施甚至比战略制定更加重要。在具体实施方面，《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确有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它对战略实施的目标、措施、路径、责任人都有非常明确细致的规定，这也是它篇幅巨大的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有举全国之力在重大科技工程和“卡脖子”项目上取得成功突破的诸多个案，如“两弹一星”工程等。在“国家科学”时代，我们不能心存幻想，指望我们曾经熟悉的国际科技与合作秩序、国际产业链分工协作机制能很快回归；也不能在我们市场机制还相对弱小的战略领域投鼠忌器，错失举国体制发挥作用、改变被动局面的良机。

国家科学|“国家科学”时代到来，如何应对？(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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