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家的12次方( 五 )


李凤月笑话他“臭美”,转过身,她又心疼起儿子,后悔当年没能给他们找更好的医生,做更完美的手术。
在家庭内部,回避与“身世”有关的一切话题已经成为一种默契。孩子们都确信,“讨论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但只要走出家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与众不同”。
中专毕业后,嘎子到北京找了份送快递的工作。最近他交了女朋友,对方是那种“很正常的家庭”。为了挣更多钱,他成为配送站里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员工。但这仍无法减少他的不安,他不敢想象女朋友真正见到他家庭的那一天,“一般人应该都接受不了吧”。
可心是2002年第三个进家的孩子,也是申敏夫妇领养的孩子里,唯一的女孩。
到了小学高年级,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有几次放学时,申敏在学校门口接她,那时申敏已经60多岁,不知情的同学总会告诉她,“你爷爷来接你了”。
她没有纠正过这个简单的错误,而是把它压在心底,不愿跟任何人提起。有时,朋友只是寻常地问起她的家庭,也会无意间伤害到她。
她讨厌“弃婴”这个词,更讨厌这个身份,以及一切因此投向她的目光,包括同情。
很多时候,她都困在自己的身份里。父母对她越好,她越感到愧疚。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家会过得比现在好。”她声音低沉,露出不该属于这个年龄的愁容。
事实上,她很难说出“家”的含义,但在外面受了委屈,她会给妈妈打电话,狠狠哭上一顿。去年夏天,工作不久的涛子给她交了中专学费。
过年时,十几个兄弟姐妹和父母围在一起包饺子,是她最安心的时刻。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分散住在诊所和院子的各个房间里,平日很少在家。大锅饭也停了,即使假期有孩子回来,每个人都各自解决吃饭的问题。
他们就像风筝,飞得再远也被线扯着,原点就在这间院子。无论有多忙,嘎子都会抽空回家住上两天,父母年纪大了,他放心不下。
去年,堂屋的墙旧了,白胖买回油漆,一个人把三间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眼看大专就要毕业,谈到未来,他确定自己不会去离家太远的地方,那会让他心慌。
相片
8月的最后10天,李凤月一家几乎是在花生地里度过的。她不再适合干重活儿,但今年雨水多,家里的4亩花生已经成熟,眼看就要生芽。她舍不得雇人,这块地是家里12口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她要榨出每一颗花生的最大价值。
可心和白胖放暑假在家,加上老二媳妇,家中不缺劳动力。这几日,她每天早上5点出门下地,等到太阳晒得脖子微微发烫,孩子们就带着早饭,拖着一个户外遮阳伞出现在了她身边。
伞就斜放在地上,一家人围在一起,身边堆满拔出的花生秧。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埋头摘花生,沉默着,时不时拉上几句家常。空旷的田地上,他们躲在伞下,跟随光线不断挪动位置,阴影变短,又拉长。
在宫村镇,这种老少一同农忙的场面并不多见。从这里向北9公里,就到了北京的地界。不远处固安县城,新城区规整的街道把新建的楼盘分割成块状,某个网红楼盘打出了“半小时双城生活,一站新机场”的广告。
西宫村就处在“城市圈”的边缘地带上,初秋时节,村子后面的责任田里,庄稼长势旺盛,空气里飘荡着玉米半熟的甜味。但更多时候,种地已经不再是西宫村村民的生存之道。在世界上最庞大都市之一的辐射下,他们很早就过上了半市民的生活。
李凤月一家除外。她和申敏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
太阳落山后,一家人离开花生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他们需要面对或新或旧的日常——小宝需要有人时刻盯着,冬冬还在上小学。今年的花生卖了7000多元,解决了白胖新一学年的学费。可心在石家庄学习音乐,演奏用的二胡要6000多元,还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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