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 。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 。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 。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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