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仕途之路异常坎坷苏轼为什么官场仕途不顺( 五 ) _苏轼

事实判断可以讲道理，价值判断只能搞妥协，而立场之争则连妥协都没法搞。苏轼的立场就是重人情，治理国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变法可以有但不能犯众怒。而王安石却不近人情，治理国家就该学商鞅，变法就是：我们制定法律、我们统治，然后你们服从。

你这就没法玩。
而且，王安石从来就瞧不上三苏，而三苏也瞧不上王安石。
苏轼的老爹苏洵，曾写过一篇《辨奸论》。怎么辩奸呢？就是看谁不近人情。而王安石恰恰不近人情。按照苏洵的方法论，王安石这种人早该歇菜了。但王安石并没有，反倒当了宰相。
公元1060年的时候，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通过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于是在1061年被授予商州军事推官。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王安石却拒绝签发任命书，气的苏辙辞职回家了。
这就是家恨了。
有王安石在，苏轼这种人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只能被各种贬官。苏轼当然不满，于是管不住嘴了，各种写诗发朋友圈，诋毁新法。新党正发愁找不到借口收拾旧党，而苏轼恰恰提供了借口。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把苏轼当成了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新党的变法，把大宋变得一塌糊涂。宋神宗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准备把苏轼调回朝廷。但这得一步一步的来，先把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临汝。宋朝的用人逻辑是离首都开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这算是宋朝特有的卡位纸牌屋。然而，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宋神宗死了。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赴京奔丧，随即成为朝中宰辅。这对苏轼不是好事吗？大家同属旧党，而且苏轼对司马光的关系攻略从来也没停过。但问题是：宋神宗在位，司马光就回不来，因为宋神宗不会把新法彻底否定。宋神宗不否定自己，所以未来走向就是折中。因此，回来的就只能是苏轼，苏轼自然有望拜为宰辅。但宋神宗却在这个关键点死了。
之后，司马光成了另外一个“拗相公” 。新法支持的全部否定，新法反对的全部肯定，大宋王朝来了一个180度的硬转折。而苏轼呢？苏轼对司马光非常不认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因为要解决老问题。司马光彻底否定新法，的确消灭了新法带来的新问题，却把老问题也给恢复了。

但是，也轮不到苏轼反对了，因为司马光没多久也死了。那苏轼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更严重。有司马光在，北宋的党争只会聚焦在政策路线上，还算对事不对人；而没有司马光，北宋的党争就会陷入毫无底线的对人不对事。
再后，就是旧党中的两拨人，开始死命磕了。以程颢为代表的洛阳理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四川蜀学派，开始交手了。这时候就不是新旧两党的问题，而是新党、洛党和蜀党的问题。你让皇帝怎么办？没法办。苏轼和程颢集体外放，谁也不能当宰相了。
你们旧党不仅治国无能，而且还搞内斗。王安石变法的确有问题，但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而旧党开倒车，则把老问题全给恢复了，国家没钱了。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亲政。大宋王朝再一次锐意革新，于是旧党下课、新党上台。苏轼这个旧党的标签人物，肯定继续被打压。关键是保护伞高太后死了，没人罩着苏轼了。于是，苏轼一直被贬到海南岛。宋朝的逻辑是离首都越远就越不受重用，所以苏轼已经惨到天涯海角了。要复出，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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