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物质生活如何呢？因为银价后来波动很大，所以我们用更具有可比性的金本位英镑的汇率进行计算 。金本位英镑与银两之间的汇率，当时在1镑兑换3～3.2两银子，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的790-820元，一枚铜钱约合五角多，（这个数字要高过按米价折算的价值，但在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的历史中，粮价总体趋势下降，更为合理），四个朋友小聚花费100余元，已经相当合理 。
此外，北京市中心的房租比如今而言相当可亲 。京官李慈铭在米市胡同的保安寺四合院，每月租金六两，按我们的算法，不到5000人民币 。即使王府豪宅，比如英国大使馆，财大气粗租下来的淳亲王府，占地两万六千平方米，年租也只不过1500两银子，合500英镑，还白送两年免租期用于装修 。相比而言，清政府在伦敦波特兰街租的使馆兼官邸，一幢带家具三层小楼，年租就要1260英镑 。
的确，在伦敦、巴黎与北京的物质生活比较中，北京消费更为廉宜而丰饶，颇为西方冒险家们所向往 。但这段小清新岁月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科技突飞猛进地落地转化，电话、电灯与电影的登场，汽车对马车的替代，文化尚有时间优雅沉淀，艺术已经大胆地触摸到现代的门槛 。繁华背后，全球化的深度拓展和殖民地重新分工洗牌，正影影绰绰呼唤着人们从未幻想过的城市规模和生活方式 。
一切在结束之前，都美好而充满正能量 。
日常物质生活的底层
在小确幸的日常物质生活中，细心的观察者也能发现一点有意味的不平衡：在衣、食、住、行的消费结构中，十九世纪的世界和今天最大的区别是，日常衣着消费和交通价格，远远超出今天它们所占的比例 。
一个19世纪金融街职员的一身标准制服，要花掉超过15镑，占他第一年收入的15%还多 。在现代化学纺织工业取得突破之前，所有的耐用衣物都是奢侈品，棉、毛等天然原料产地的稳定性，乃是经济命脉 。
另一个比今天贵得多的部分是交通，尤其是长途城际和国际旅行，还是一般人难以负担的消费 。19世纪80年代，从北京到上海坐马车和轮船，要花费平均每人52两和11天时间，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一年生活费 。而上海到法国马赛的船票头等舱要304两（95英镑），超过今天同样行程的客机头等舱5倍票价，相当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支出，即使四等舱也要90两（28英镑） 。
服装与交通价格的不平衡，将迅速受到新兴的化工、机械、汽车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冲击，这些迫切要求庞大市场与大资本介入的行业，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冉冉上升的新星 。国际秩序在细碎闪光的日常生活之下暗流涌动，当蒂森克虏伯、杜邦化学、通用电力这些新时代宠儿，从解决美好生活中的小问题中崛起时，民族主义国家的巨大羽翼，已经开始让日常生活闲逸的秩序退出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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