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俸禄制度是怎样的( 三 ) _俸禄

<明太祖实录》亦载：“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人充俸之数。公、侯、省、府、台、部、都司内外卫官七百六十人，凡田四千六百八十八顷九十三亩，岁人米二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石。”但随后“令还田给禄米” 。职田的取消，大大降低了官员的实际俸禄水平，尤其是地方官的俸禄。<明史．职官志》载：“周自卿以下有田不税，晋有刍田，后魏宰人之官有公田，北齐一品以下公田有差，唐制内外官给职田。” 然“惟本朝官仰俸薪，别无所赐，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闻有公田之名” 。0顾炎武分析道：“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 . 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则吏之廉矣。” 职田制度对于增禄，稳定地方低级官僚队伍有着重要意义；职田制度的废除加大了明代官员收人的不稳定性，也大大增加了明政府整顿吏治的难度。三、明代薄俸制的原因及其危害与唐宋时期的厚禄相比，明代的俸禄可谓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清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赵翼对此都有专门的论述。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时深情的说道，“今日贪取之风，所以固胶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明代官俸的折支制度，以钞折米，又以米折钞，而官员几经折腾到手之钞则如同废纸一 4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般。以致顾炎武认为折支制度是造成明代官俸低微的主要弊端。折支制度无疑是造成官员俸禄低微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思考，明代为什么要这样折腾百官，使官员俸禄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呢?我们认为造成明代薄俸的状况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明代俸禄之薄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直接关系。朱元璋出生于一个典型的贫困农民之家，父母兄长“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他自己年幼时亦饱受官吏欺压和饥寒流离之苦，对社会各阶层的人情世故有很深的了解，并目睹了元末“百官多贪暴”的黑暗政治现实。朱元璋的阅历和思想，决定了他对土豪劣绅们奢侈豪华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而对官吏们的腐败蠢民尤为深恶痛绝。其执政后即贯彻“重典惩贪”的治国思想，并告戒群臣，“朕向在民间，尝见县官奸而弄法，蠢政害民，靡所不至。遂使君听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 。一向以简朴著称的皇帝，虽视“前代差已薄”，但在他的观念之中乃认为，官员的俸禄只要足够养家糊口略有剩余即可。正是朱元璋的这种心理致使其几次调整官俸，导致官俸越来越薄。其次，战后的明王朝百废待兴、财政紧张，而各种俸禄，如宗藩俸禄、勋戚俸禄、军士俸饷、百官俸禄，成为一种沉重的财政包袱，从而造成了明代一开始就不得不实行低俸，而其中宗藩俸禄尤为明廷之痼疾。庞大的宗俸支出使得明政府每年耗费巨额财政来维持其“食禄而不治事”的寄生生活，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负担，客观上影响了官员的实际俸禄水平。明朝初年，诸王公主人数不多，国家财政尚能支付。至明中叶以后，宗室人口繁衍迅速，数量庞大，史称：“国初支庶不繁，定制因略；金麟趾蠡斯其丽不亿，视昔时数百倍矣。” 根据徐光启计算，宗藩人数大约每3O年增加一倍，洪武时 “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而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则 “见存者不下八万” 。∞以河南开封之周王府为例：“洪武中河南开封惟一周府，今(嘉靖初)郡王已增三十九府，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嘉靖时担任礼部尚书的梁材道： “河南初封周王一府，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俸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o同时，梁材列举了山西、山东宗藩及禄米数量，指出：“山西宗藩数为1851人，岁支禄米872306石；山东宗藩数为361人，岁支禄米139237石。” 嘉靖后期，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林润上书朝廷，不无忧虑的谈了宗禄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他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 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就是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俸、军饷皆出其中乎!” 礼科给事中张国彦也说：“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宗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 再次，漕运困难。漕运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集权王朝的生命线，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补给线。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视为国家之大政。史载：“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0后因“海运多险，陆挽亦艰。” 永乐九年二月乃命尚书宋礼、侍郎多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历经数年，“自是漕运直达通州，海陆运俱废” 。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承担着漕运之重任，漕粮北运主要倚仗大运河。因此漕运的兴衰客观上也制约了明代官俸政策的推行。附表：明代(1421～1570)的漕粮实运数： (单位：万石) 分析上表可看出：与明初相比，运河每年漕粮的实际运 5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量总体呈递减趋势(明初平均为40O万石左右)；至明末万历三十年，漕运抵京仅百三十八万石。总之，因大运河中段借黄河作道，常因黄河的多决、改道，漕运屡遭破坏；加上官府腐败、漕运军官克扣食赃，沿途贩卖渔利，造成了漕粮短缺，明政府只得以漕粮改折加以应付。漕运的困难，致使漕粮不能及时到位，此亦为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相离的明代官员俸薄、采取折银方式之重要原因。复次，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俸支出的增幅远远不及官僚队伍的膨胀速度。洪武时，全国武职人员约2．8万人，到成化年间，已增至8．1万余员；文职人员，洪武时约2．4万人，正德以来，仅吏员就增至5．1万余员。在嘉靖年间，刘体健就上书指出：“以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余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明代文职官数在国初五千四百有余，武职官员在国初为二万八千余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吏五万五千，其俸禄粮约数千万，全国夏秋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多万石，出多人少，俸给无法提高。由于冗员冗官享受政府俸禄人员的范围大大扩大，个体官俸就大为减少，以致造成各级官吏所得大多人不敷出，严重影响了官吏的实际生活水平。明代薄俸制对当时政治与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显著的。明代的薄俸制，在“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的明初，对缓解国家财政困难、树立廉政之仕风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明中叶以后，则加深了吏治的腐败和政治的腐朽，造成 “贪风不息，廉吏难支” 的局面。俸薄如此，使得小官舞弊以救贫、大官贪污以致富，导致吏治败坏，加重了百姓负担，扩大社会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笔者认为，明代大小官员之所以竟相走向贪污的道路，除与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腐败、贪婪的本性所决定外，与明代官员俸禄制度的重大缺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俸禄厚薄与廉政之间的关系前人早有许多深刻的阐述。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西汉孝宣皇帝在给低级官吏加俸的诏书中指出：“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勿侵渔百姓，难矣。” 宋太祖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杀小利，蠹耗下民，由兹而作矣。” 对于明朝的官俸现状，其时人亦颇多议论。永乐时任双流知县的孔友谅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首之资，以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萎莫诉。” 正统年间御史陈泰也说：“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甚远，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首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谴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在俸禄普遍低微的情况下，众多官员侵渔百姓，相互影响，势必造成贪污成风。到明中叶以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均留有贪污之痕迹。史称：“嘉靖时期，贪官暴吏，布满中外；嘉隆以后，更是‘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旧微薄的俸禄，使得明代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 。在薄俸制下，更是使得廉吏生活拮据，难以维持生计。洪武年间，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 。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为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为福建市舶副使时，因微薄的官俸不足开支，只好靠卖字谋生；大清官海瑞，在死的时候，同僚在其家，更是只见麻布帐子破箱子，只好由其同僚凑钱办了丧事。在这样一个连正常生活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朝代，即 6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使重典酷法也无法阻止官吏涉牵贪贿之途。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不可去者，以给俸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国在明代官员其家庭成员普遍多达数十人的情况下，单单靠低微的俸给，绝大多数是无法满足其生活享受的，入不敷出是迫使他们竞相走上贪污之路的重要原因。四、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官员的俸禄在历史上为典型的“薄俸” 。笔者认为，俸禄水平与廉政密切相关，在封建时代厚禄未必养廉，但是适当的俸禄水平是确保吏治清廉的必要条件；“俸薄不足以养廉”，“吏俸薄则犯赃者必多”；0只有俸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然后严肃法纪，才能收到止贪励廉的功效。诚如明代正统年间御史陈泰上书所言：“乞量增禄廪，俾足养廉，然后治贪污，则贪风息”，单靠重典惩贪难以收到成效。官吏的俸禄水平需因时制宜，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适时调整官员待遇；俸禄水平偏低，影响官吏的积极性，与其地位和作用不相称，弱化行政效率；同时易造成官吏生活拮据，导致贪风盛行，殃及百姓。一个朝代官俸的设计科学与否应遵循这样原则：一般官吏的俸禄需足以养家，使其无后顾之忧，并不得低于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

明朝的俸禄制度是怎样的(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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