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诊治 , 即被诊断患上一种永远不会变为临床意义上显著的肿瘤并被治疗的风险又如何呢?治疗潜在的毒性 , 如化疗、放疗、乳房肿瘤切除术和乳房切除术 , 使过度诊治成为乳腺X线摄影术最大的潜在危害 。 尽管过度诊治很难量化 , 最近一项对过去30年来乳腺X线摄影术数据的分析显示 , 所有确诊的乳腺癌病例中 , 22%~31%被过度诊治 。 然而 , 这种严重潜在危害的发生风险比过度诊治还不受重视 。
把这种风险告诉女性的第一个挑战是很多女性不知道有过度诊治这回事 。 一项调查发现 , 只有7%的女性相信有的肿瘤长得很慢 , 患者不必诊治 。 另一项研究显示 , 女性在接受相关教育后还是对这个概念很困惑 。 经过教育后 , 女性认为应该在决策时考虑这个信息 , 但大多数相信这个信息不会影响她做检查的决定 。
认识和意愿之间存在的差距 , 讲出了把乳腺X线摄影术的潜在危害告诉患者的根本挑战 。 那就是我们不考虑风险 , 我们感觉风险 。 就像风险意识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 , 我们经常被直觉和感情指引 。 比如当我们对某项技术感觉好时 , 我们倾向于假设它的好处大、风险低 。 我们对自己患病风险的估计不是基于算法和风险计算模型 , 而是基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自己和我们知道的病人有多像 。 当我们害怕某事时 , 我们对它发生的可能性比它的实际概率更敏感 。
所以 ,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过度诊治不会让我们激动的原因 。 我们看不到女性带着“过度诊治”走来走去 。 相反 , 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乳腺癌幸存者 。 我们不会听到人们抱怨忍受放疗、化疗和乳房肿瘤切除术 。 相反我们听到的是“感谢上帝我做了乳腺X线摄影术及早发现癌变 。 ”我们的亲戚不会在我们做过乳腺X线摄影术发现初期肿瘤后 , 以批评的眼光看待我们 。 但人们会在我们不做检查却后来确诊之时摇头说:“我多希望她以前能更好地照顾她自己” 。 我们可以对过度诊治进行更多的病人教育 。 我们能改善对患病概率的估计并将其纳入我们的检查建议中 , 就像USPSTF在2009年做的一样 。 但你很难害怕一个看不见的风险 。
那我们如何平衡让女性参与决策过程的目标和情感 , 在我们理解好处和风险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现实呢?一些专家强调 , 需要解决在医患见面之外就已经有的误解的根源 。 例如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研究者描述了几种鼓吹检查的广告的误导性 。 比如Komen Foundation做的一条广告 , 放了一个美丽年轻女性的照片 , 标题写着:“得到早期诊断的乳腺癌5年生存率为98% 。 如果没有得到早期诊断?那就是23% 。 ”尽管5年生存率由于前置时间偏差和过度诊治并没有真的告诉你是否是检查拯救了生命 。 “及早发现”的诱惑 , 很轻易地盖住了你在头脑中的思考:为什么早发现不一定意味着活得更久?
问题是一旦印象形成了 , 不管它来自哪里 , 纠正误解的教育经常无用甚至适得其反 。 比如在最近一次评估不同疫苗接种教育的随机实验中 , 研究者发现 , 在最不可能给孩子打疫苗的家长中 , 教育他们疫苗和自闭症无关 , 缓和了他们的误解 , 但进一步降低了他们打疫苗的意图 。 事实上 , 挑战固有信念的确实科学信息 , 反而加强了这些信念 , 这是认知心理学家已经知道了几十年的一件事 。 在这项研究中 , 更让人失望的是用更有创造性的方法和家长沟通 , 比如用死于麻疹的孩子的图像和讲述 , 不仅未能增加接种率 , 反而增强了一些家长认为疫苗和自闭症有关的信念 。
假如说在疫苗这件明显好处多过风险的事情上 , 信念和扎实的医学知识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话 , 那么在存在更复杂利弊权衡关系的决定中 , 这种紧张关系就更为明显 。 所以 , 疫苗的研究给医学界提出了两个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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