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都是怎么想办法避税漏税的?这个朝代因税收问题被拖垮( 二 ) _知识经验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白银帝国》一书认为，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最出名的晋商张、王两大户皆是亦官亦商。王家第二代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历任兵部右侍郎等职;而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担任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张家、王家联姻的同时，还与陕西人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
在这张巨大的关系网中，张、王、马几乎垄断了北部边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以至于御史永郜愤怒地吐槽：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
偷税漏税，所有人都在挖国家的墙角
除了垄断，官商勾结更隐秘的方式是，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他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针对教科书讲的明朝税率过重，导致人们愤而起义的老套说法，黄仁宇在其著作中进行驳斥，明朝的税收存在过低而非过重的问题。他先指出，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白银，其中市舶税不到10万两。
对比宋朝，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 。至于市舶税，高宗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 。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
黄仁宇记述：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三个月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撤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制度，令木商自己写下收入，爱交多少是多少。商业活动兴盛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不超过七两银子，简直就是笑话。

古代人都是怎么想办法避税漏税的?这个朝代因税收问题被拖垮(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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