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抑制剂 , 一柄“双刃剑”?
免疫抑制剂对器官移植的贡献自然不言而喻 ,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 免疫抑制剂不仅会阻碍排斥反应发生 , 也会对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能力形成干扰 , 这样一来 , 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会不可避免地处在感染性疾病的高患病风险之中 。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 , T淋巴细胞的另一个重要功能 , 正是监视并清除体内由于基因异常而恶变的细胞 , 从而防止癌症的发生 , 而抑制T淋巴细胞功能的药物 , 也会不同程度上增加移植受者患上恶性肿瘤的风险 。
对于移植受者而言 , 尽管大多数基本的针对病原体的免疫反应并未受损 , 但当受者接触一些需要免疫系统“特殊对待”的病原体(如结核分枝杆菌、各种真菌 , 以及不会导致正常人患病的“机会性病原体”等)时 , 受损的T淋巴细胞功能会直接导致免疫系统无法对这些病原体发动攻击 , 受者便很容易患上此类病原体导致的严重感染 。 尤其是近些年来 , 免疫抑制手段的进步使得很多移植受者得以存活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 , 在这些长期生存的受者之中 , 各种感染的发生不仅会直接影响寿命 , 也会造成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 。
除此之外 , 移植受者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器官移植的发展 。 维持移植器官存活所必须的免疫抑制治疗基本会对T淋巴细胞造成完全抑制 , 这直接导致T淋巴细胞监视清除恶变细胞的能力受损;此外 , 很多机会性病原体(如感染了大多数正常人的Epstein-Barr病毒)本身即可在免疫系统缺陷的情况下导致肿瘤 , 这些和机会性病原体相关的肿瘤往往恶性程度更高、更加难以治疗 。 移植患者中最常发生的恶性肿瘤为各种皮肤癌(如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和恶性黑素瘤)、淋巴瘤(尤其是和Epstein-Barr病毒相关的一些淋巴瘤 , 以及移植患者独有的移植后淋巴增生障碍(PTLD)) , 以及和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相关的宫颈癌、口腔癌等 。
针对免疫抑制剂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 医学界的对策则是寻找对免疫系统干扰更小、抑制排斥反应更具特异性的免疫抑制剂 , 然而除了前面所述的西罗莫司和依维莫司能显著减少恶性肿瘤发病率(这一效果部分是因为它们能够对细胞增殖具有广泛的调节作用 , 依维莫司更是广泛应用的抗癌药物) , 其他的疗法仍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
器官捐献 , 何时才能突破障碍?
器官移植的重重阻碍之中 , 最具威胁、也是和普通大众相关度最高的 , 恰恰就是器官供体的短缺问题 。 不仅仅是在中国等深受“身后留全尸 , 方可入土为安”这一传统观念影响的东亚国家 , 很多欧美发达国家近些年来也面临捐献器官的身故人士大幅减少、器官移植严重受供体数量限制的困境 。 而器官捐献的推动受阻 , 带来的影响可远非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
器官供体的短缺所带来的最著名影响 , 就是使不少有望重获新生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在痛苦中去世 。 由于目前供体-受体的数目严重不匹配 , 加之像透析那样的器官替代疗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更何况终末期肝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器官替代疗法) , 全球范围内每年都有许多患者受这样的情况所迫 , 只能放弃生的希望 , 接受姑息治疗 。 此外 , 供体短缺导致器官替代疗法(如终末期肾病的透析、晚期心力衰竭的左心室辅助装置)的发展 , 但器官替代疗法的长期疗效并不理想 , 有时甚至会为未来的器官移植形成障碍(例如左心室辅助装置存在严重的感染问题) 。 而供体短缺所催生的“移植旅游”(即患者为接受移植而前往供体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就医)现象不仅会加重器官非法买卖的问题 ,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移植受者的感染、手术意外等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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