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茶：古时有钱有闲文化的“雅玩”( 二 ) _文化|雅玩|中华茶史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有时用同样的水煎茶，最能检验茶质优劣。这种斗茶，必须了解茶性、水质，以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宋代范仲淹有首《斗茶歌》说得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芝兰，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
宋徽宗曾说：“盏以青绿为贵，兔毫为上。 ”苏轼在《送南屏谦师》诗曰：“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此诗句说明在南屏山谦师道人斗茶时，亦是使用为时人所崇尚的兔毫盏。宋朝任福建漕司（监制贡茶事）的蔡襄在奉旨修撰的《茶录》一书中，对黑瓷兔毫盏同品茶、斗茶的关系说得更明确：“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火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之不用。 ”因为“斗茶先斗色”，而茶色贵白、青白者受水昏重，青者受水详明。建安人斗茶，茶色以青白胜黄白。由于斗茶喜用白茶，黑白对比分明，故以黑瓷茶盏最为要用。
惠州茶文化
惠州人“食茶”的历史同样也很古远。东晋裴渊的《广州记》说：“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这酉平县即为后之归善县，古属惠州。所谓“皋卢”也就是苦艼茶。而陆羽的《茶经》也有单道开“所饮茶苏而已”的记载，单为敦煌人，晋升平元年（357）落户罗浮。他既要饮茶，自然得种茶，说惠州种茶最迟始于晋代，大致不谬。
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后，这与佛教的兴盛颇有关系。唐人《封氏闻见记》便说南方的寺僧“习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身怀挟，到处煮炊，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有一点他还没说：僧人视茶为“不发”（抑制性欲）之药，以为饮之有助屏绝尘念。总之， “茶佛一味”，唐代寺观众多的罗浮山盛行种茶和饮茶，是情理中事。《全唐诗》载有胡宿的《冲虚观》诗，谓“茗园春嫩一旗开”，可见罗浮山在唐代已有茶园。李翱于唐元和四年（809）知循州，他的《解惑》文则说王野人移居罗浮， “积十年，及构草堂，植茶成园，犁山田三十亩以供食”，那时的茶园已是颇具规模。
到了北宋， “斗茶”已成惠州民间习俗，这又有东坡的诗文为证。东坡游罗浮，品尝了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记》说：“岭外唯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在惠州他也种茶，有《种茶》诗：“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 ”紫笋，古茶名，有人释为“紫色的竹笋”，那是望文生义。还有一首有名的《汲江煎茶》诗，首联云：“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如今“钓石”尚存，就在桥东沿江路边，只是已无“清深”可取，难再见坡翁当年“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的情景了。
稍后，唐庚贬惠州，作《斗茶记》，说：“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 。寄傲斋和龙塘，故址在今之子西岭；“赍宜”，携来佐茶的菜肴（一说是用作调味用的姜蒜葱韭等碎末）。惠人“斗茶”的情形，于此约略可见。一个“烹”字，更说明那时所“斗”之茶，非如今冲泡式的功夫茶。

斗茶：古时有钱有闲文化的“雅玩”(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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