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持续了80余年,后来由于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这条北上道路最终中断 。 但是,李家光认为,这条路在茶马交易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茶叶的价值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
不过,这条路在今天却已经鲜为人知了 。 李家光认为,这条路上拥有深厚的汉文化、红军文化和熊猫文化,具有强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值得探索和开发 。
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之为南路边茶 。
明代中期,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 。 自那时起,以雅安为起点直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 。
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 。 就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以及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 。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 。 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 。 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 。 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 。 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
因此,这条茶马古道可谓意义重大 。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 。
这条路也是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全部由人力运输,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 。 从雅安到康定的茶叶,全部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 。 背得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 。 此外,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夫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
这条路即现在所称的“川藏茶马古道” 。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输送到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关系 。
【千年茶马古道,演绎悠悠藏茶情】宋朝时开辟了多条通往藏区的“边茶古道”,相继在雅州(今四川雅安市)、黎州(四川汉源县)、调门(四川天全县)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从而开辟了由川西经甘孜、昌都至乌斯藏的茶道 。 这条古茶道行程5000公里 。 当时雅州曾规定:吐蕃一匹上等马可换茶叶120公斤;一匹中等马可换茶叶80公斤;一匹下等马可换茶叶40公斤 。 元、明、清三朝都先后在拉萨、萨迦、日喀则、江孜、墨竹工卡、拉孜、昂仁等地设立过“茶马司”,管理茶马互市贸易 。 据记载,明初茶贵马贱,每匹马可换茶50多公斤;明末茶贱马贵,每匹马可换茶250多公斤 。 民国时期,通过川藏、滇藏贸易,输到西藏的茶叶量更大,据1941年统计,每年从康定输到拉萨一带的茶叶就达20多万包;从云南输到西藏的茶叶约2.6万多包 。 这种“茶马互市”不但成为藏汉经济的干渠,而且促进了西藏民间贸易的发展 。 后来,茶马贸易又扩大到私商交易,有不少四川、云南茶商将茶贩运到西藏,利获数倍,形成了蜿蜒于中国西南部横断山脉腹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茶马古道 。 汉地与藏地之间的茶马贸易,以及中原地区形成的高雅的茶文化,对西藏高原茶文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西藏饮茶日益成风 。 久而久之,一种新型的、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酥油茶文化逐渐形成,饮酥油茶也日益成为藏族老百姓的日常必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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