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三 ) _中华茶史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 ，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 ，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 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 ，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 。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 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 。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 ，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 。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 ，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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