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茶的历史溯源( 三 ) _溯源|中华茶史

此两件乃工夫茶“四宝”中之二宝，能博得罗浮诗家陈恭尹“潮州来者精”的赞誉，可知其精洁、小巧，便于携带、逗人喜爱的程度。而茶具的精良，正反映了其时潮州茶事的兴旺。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举人、海阳（潮安）陈王猷的《舟茗》诗云：“穷已如黄九，犹将茗碗行。燃炉风欲破，沽水雨初晴。秋影来无色，江涛近一声。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 ”末两句，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潮人善于品评茶味又钟爱武夷茶的风气，比俞蛟“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的记述，起码早出一百年。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明清之际，潮人（至少是在文人圈中）已有用壶杯冲彻武夷茶的习尚。这种品条方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普及、提高，并在“繁华气象，百倍秦淮”（俞蛟《潮嘉风月?韩江》中语）的韩江六篷船中得到完善的体现。
潮人日夕品赏其中，习以为常，竟无人予以总结、描述。（或虽有而文献已阙失）俞蛟任职粤东，以外地人的眼光来观察潮州风物，遂有见景皆异、无俗不奇的感觉。加上他有“采风问俗，记载宜详”（《潮嘉风月》前言）的雅好，因而已臻成熟期的潮州工夫茶习尚便通过他的笔端而传闻世间。所以说，把《潮嘉风月》视为潮州工夫茶的里程碑式记载则可，将其当成工夫茶的发端则不宜。
当然，清代中前期仍有一些不饮工夫茶的记载。如乾隆十年（1745）《普宁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主纂者、县令萧麟趾的《慧花岩品泉论》，就有这样一段话：“因就泉设茶具，依活水法烹之。松风既清，蟹眼旋起，取阳羡春芽，浮碧碗中，味果带甘，而清冽更胜。 ”
茶取阳羡，器用盖碗，芽浮瓯面，其非工夫茶程式，自不待言。但萧县令乃外地人，有如前述福建那位“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武夷茶）”的彭光斗县令一样，入乡而不愿随俗，亦在情理之中，强求不得。故其所述，似难代表潮风潮俗。
工夫茶创自何地，创自何等样人？以目前发见的资料，要确切回答仍很困难。从袁枚《随园食单》所记“余游武夷……僧道争以茶献”数语来看，小壶小杯瀹武夷茶之方式似为武夷僧道所创。
但前此二十多年的《龙溪县志》既已明言该品茶法， “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足见其法实非僧道所独擅。何况，袁枚在乾隆四十九年《赠寄尘上人即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约》中有：“武夷如践约，待我菊花天”之句，后来寄尘山人未践约，而袁枚在读了李宁圃《程江竹枝词》后，曾深以当日“到广不到潮”为恨（见《随园诗话》卷十六）。
设若当时袁枚与上人同到潮州，依他的逢奇必录的习性，又焉知其对“工夫茶”之描述，不在乾隆五十一年武夷游之前？
粤人至福建贩茶，由来已久。《寒秀草堂笔记》云：“柯易堂曾为崇安令，言茶之至美，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顶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家大贸。 ”嘉庆十三年（1808）《崇安县志?风俗》也云：
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
若返观陈王猷“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之句，再前溯明郭子章所谓“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等情况，可知潮、闽间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

工夫茶的历史溯源(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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