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茶文化初探( 二 ) _初探|中华茶史

云南茶之所以得不到普遍认知，除其自身处于主流茶文化边缘之外，我以为，经济贸易的落后亦是其因，比方说，乾嘉以来，潮汕人经商蔚为风气，海内外各大埠头，都有潮汕人的足迹。潮汕人经营的铺户，一般都备有工夫茶待客，以广结人缘。几多南来北往客，便因此而见识了工夫茶。梁实秋先生就曾在一篇回忆潮汕籍著名学者黄际遇先生的文字中写道：
我们在青岛的朋友，在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三十斤的花雕一坛，一夕罄尽，往往尚人余兴。随先生到其熟悉之潮州帮的贸易商号，排闼而入，直趋后厅，可以一榻横陈，吞烟吐雾，有佼童兮，伺候茶水，小壶小盏，真正的工夫茶。
由于经济贸易的发达，使潮汕享用的起码是“大红袍”、“水仙”之类。潮汕商人的经营活动，使工夫茶艺扩散到更加广阔的地域。而潮汕地区的品茶习俗，也因此被视为工夫茶品饮艺术的代表，在茶语境里有了自己的一席话语权。
大抵一种日常生活行为的艺术化，免不了要经历一个总结和润色的过程。从陆羽《茶经》开始，历代文士骚人留下大量的茶书、茶文和茶诗，使后人得以了解中国茶艺的灿烂和中国茶道的精博。潮汕地区的品茶习俗被视为工夫茶品饮艺术的代表，文化人的润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都滞后的云南，茶，乃至茶文化，自然是被“鞭长莫及”了。
基于上述，所以云南茶的典型代表——以大叶种茶晒青为原料压制的饼、砖、沱，也就同样顺理成章地被外界看作是“老、丑、粗”了。以饼为代表的云南普洱茶——“七子饼” ，首先是出于计量和运输上的方便，运输指的是以马或是牦牛为运载工具的输送，无须再赘述，至于计量，我个人的大胆推测是“和重量无关” ，比方时至今天，在云南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鸡蛋依旧是用稻草拴成串来卖的，在交易的时候，人们以串论价，至于其他农副产品以“堆”论价、以“碗”论价也不鲜见。在“后文明地”云南，从以货易货的原始贸易，发展到以“串”、“堆”、“碗”等为计量单位的交易方式，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一位老人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过去买卖普洱茶，说的是一提(七片)多少钱，没听说过一斤多少钱” 。正是这便于计量、运输的饼、砖、沱，使人们在偶然中发现了普洱茶陈化的品饮和保健价值，至此， “普洱茶”形成了带有物种、地域、人文等特征的单一体系。按理说，茶，乃至饮茶习俗，是带有明显地域文化烙印的产物，犯不上谁向谁套近乎，可是商人就不这么看了，失去话语权的云南茶商，出于商业贸易上的考虑，向以绿茶为评判标准的中国主流茶文化语境上套近乎，据周重林先生所撰写的《同庆号的巨大问号》一文里，普洱茶之“同庆号”内飞记所云“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尖叶色金黄而厚水味红浓而芬香出自天然今加内票以明真伪同庆老字号启”!按内飞所说，普洱茶是以“细嫩白尖”为上的，这“细嫩白尖”显然是绿茶的评判标准，那么，我所品饮过的以及我所见过的“同庆号” ，在观感上并非绿茶语境的“细嫩白尖” 。
【云南茶文化初探】在此，我不想纠缠茶与内飞谁真谁假，真实的事实是，处于被动态势的普洱茶，在向以绿茶为评判标准的语境上靠，比方用芽尖撒面，比方“普洱春尖饼” ，等等，这是商人的事，对于饮茶者来说，我个人的态度是：把普洱茶从中国茶文化的主流语境里剥离出来看待，因为做为粗枝大叶野蛮生长的普洱茶来说，从地域环境、物种，到制作工艺，自始至终似乎就与绿茶不搭边，并且固守着自己的传承，正是这种深深嵌入地域、人文文化烙印的产物，造就了普洱茶这一被边缘化的茶种，遗憾的是，在茶界，有不少人依旧在为“普洱茶”没进入“中国十大名茶”而耿耿于怀。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既然是只野外飞来的孔雀，干嘛老想钻进鸡笼里!

云南茶文化初探(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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