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逃户有多惨？为何会远走他乡？朝廷如何处理？ _生活知道

【宋代逃户有多惨？为何会远走他乡？朝廷如何处理？】人户逃亡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历史现象，一直以来是各朝统治者关注的重点。宋代逃户有多惨？为何会远走他乡？朝廷如何处理？
落草为寇灾荒连年，政府赈济力度不够，战乱不断，又频繁征调，税役繁重，致使百姓生计艰难，故而很多百姓为避差役、赋税或者战乱、灾伤、失地，生机无着，选择脱籍为逃户，一些百姓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落草为寇。
民户脱离本籍，辗转到了政府控制不及或者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林地，结伙自卫，以期生存。
渐渐形成可与政府制衡的一方力量，称为“匪”、“寇”，随后更多百姓寻求政府之外的依靠，投奔加入，规模越来越大，走到了与政府对立的一面，民户逃亡之后成为盗贼，称为“落草为寇” 。
宋真宗景德年间，“京西唐、邓间尚多土，入草莽者十八九”，这是社会相对稳定富足的北宋早年间、距离首都开封较近、社会福利政策相对完善的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等地区，情况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象其他地区逃户沦为盗贼的情况比之则更为严重。对于集团性的盗匪，宋政府除了征讨之外，也希望将京东、河北等地的盗贼，以“浮名”即流动人口计入户籍，加入实际控制的人口，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这一社会问题釆取的是剿抚结合的政策。
逃户落草为寇之后，聚众对抗政府，甚至演变成农民起义。
当时影响很大的是方腊起义，起因是“吴中困于朱劻花石之扰，比屋致怨”，(方)腊因民不忍， “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义军建立了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县在内的农民政权，这是两宋时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然而仅一年之后就被童贯解决。
落草为寇者劫掠行径在所难免，严重危害百姓正常生产生活，故而百姓因盗贼侵扰而逃亡者也不在少数。落草为宼的逃户多是无法在本土生存，选择走极端，破釜沉舟成为“匪”、“寇”，再抗争一次，希望能有个安身之地，但其结局并不好，而是或被收编，被招安，如宋江集团；或被绞杀，被解决，如方腊集团。逃户大多生计艰难，无奈之下成为逃户，他们出路各异，结局各异，如宋神宗年间所讲“小则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大则为贼盗。”
成为逃户的原因宋代大规模逃户原因多为躲避灾荒，战乱，赋役。同时其时间上具有阶段性：第一，灾荒逃亡两宋分布平均；第二，战乱逃亡于两宋之际出现高峰，南宋末年也有出现；第三，赋役逃亡多发于北宋的稳定时期。
灾荒逃亡。是除却战乱以夕卜，最能引发大规模的民户逃亡的因素。
宋代国运330年，经历各种灾荒1543次，平均下来基本每两个月就有一次灾荒，可谓灾害频发。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不发达，长期以来是“靠天吃饭”，农业种植的抗灾害能力和灾后自我修复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多数百姓家庭收入单一依靠农业种植，所以小农一旦遇到灾荒来袭，往往颗粒无收，生计无着，进而转徙逃亡他处，以求生计。
战乱逃亡。多集中于宋徽宗与宋高宗统治期间，即两宋之际，同时宋末也有出现。北宋战乱逃亡较少。五代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内的广大地区。后来宋太宗为收复燕云发动了两次对辽战争，但均失败，自此以后宋代成为了统一汉民族王朝之中唯一没有长城庇护的政权，自然周边频频侵犯，摩擦战乱不断。
北宋虽有战争，但是相对南宋，战乱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是不甚严重，1004年宋两次攻辽失败后，双方达成“澶渊之盟”，停止战争，和平来往保持了百年之久。宋与西夏虽然也是战争不断，都有短暂和平，不存在大规模战争引发的逃亡，所以战乱不是北宋民户逃亡的主要原因。两宋之际是战乱引发逃亡的巅峰。北宋时期的战乱逃亡因为这一时期战争对社会影响不大，故并没有造成过大社会影响，政府也没有很大重视。
而在表占有很大分量的是集中于宋徽宗和宋高宗统治期间的战乱逃亡，宋徽宗时期金攻打北宋，“靖康之变” ，战乱不断，百姓纷纷逃往。南宋高宗时期，偏安于临安，南宋政权建立，最重要就是招辑人口，丰实户籍。中原百姓被金人侵扰，也想随宗室迁至南方，以求安定，如此逃户多发两宋之际这个非常时期。
如果说两宋之际的战乱逃移多为随政府南迁，那么南宋末年的战乱逃移则更多是躲避战乱，也是王朝行将就末之际，国家政府对于人口流失最后的无力的控制。
第三，赋税逃亡。赋税逃亡多分布于北宋，宋代对于民户逃亡的招抚，优先招抚的是因灾伤或战乱等非可控性因素造成的数量较大的逃亡，在政治相对稳定时期，才会下令对于赋税逃亡人户的招抚，同时对政策进行调整，一方面以法令来防范民户因避役而逃亡，另一方面也是对数量较小的单纯因避赋役而逃亡百姓的招抚，以稳定国家统治。
宋代逃户影响逃户自古有之，但是有宋一代逃户问题相对其他朝代更显突出，逃户普遍存在，而且贯穿整个两宋统治三百多年，直接或者间接威胁当时封建统治。田地荒芜，国家实际控制人口、赋税收入减少。民户人口隐匿，脱籍弃业逃亡，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大量土地荒宪，造成资源的浪费，政府实际控制人口减少，赋税徭役无从征发，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
逃亡百姓中依附于富豪之家租佃土地耕种，因为富豪之家多有特权，或免役，或与官吏、户长、里正勾结，通过篡改宋代三年一次的户籍“推排”，隐瞒地产，少交或者不交赋税，所以富豪之家耕种的田地很多，政府即使按照财产多少征税，实际的赋税收入还是减少的。
逃民租佃富户豪家的土地，田税会有所减少，但是户主、田主的赋和役也随着分派到了逃户身上，以四川、陕西为例，史载“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如此依赖致使州县百姓即使是丰年仍然难以生存，反过来又促使租佃耕种的百姓复再逃亡。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史书中民户一逃再逃，或已归籍而复逃亡的现象很常见。人户逃亡所带来的人口流失与赋税经济损失是很大的。
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内忧外患，威胁政治统治。《宋史》所载时人史嵩之对于荆襄地区逃户对社会的影响有很好的概括：“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谨之卒，未战先淸。”逃亡百姓因为生计问题，隐姓埋名或者背井离乡，逃亡过程中备受欺凌，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温饱不得，病痛劳累，战乱非常，前途胁茫，生死未卜。
他们作为社会不稳定因子，本身的不安定性给当时社会也增加了不安定因素，例如为工商者违法私卖茶盐，是扰乱社会市场经济的违法行为，更有不少人沦为盗贼，甚至结伙发起农民起义。宋代国运三百多年，大大小小农民起义就有数百次，国家内乱频频，加上外部民族关系紧张，纷争不断，宋代进入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状态。
南宋理宗嘉熙年间“两淮饥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张世显尤勇悼，拥众三千余人至城外” ，当时官员杜范遣人犒之，而“(张)世显乃阴有窥城之意。范以计擒斩之，给其众使归”三千游民拥堵在城外，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处理不当，情势失控，随时引发纷争。农民起义对政府的统治是有着对抗性质的，宋代农民。
起义中影响较大的方腊起义，建立了范围扩及今天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区在内的六州五十二县的农民政权，威震北宋东南半壁江山，虽然起义因为自身阶级狭溢性和局限性，最终在一年之后被童贯解决，但是方腊起义动摇了北宋王朝的政治统治，之后的宋江集团余部起义军则一直坚持战斗到北宋灭亡，这段时间内北宋既要在外与金作战，又要解决农民起义，两线作战，最终覆灭，迁都临安。
宋代逃户因当时的特殊政策因素影响，终其两宋一直是制约当时政府统治的一大问题，逃户涉及田赋、税收、徭役等国家经济命脉，同时作为社会困扰，它影响到了宋代内部安定，进而对宋朝廷对抗周边辽、西夏、金等国家，保持宋政治大环境稳定也有很大影响。

宋代逃户有多惨？为何会远走他乡？朝廷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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