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兰革命的爆发在荷兰共和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宣传运动 。正是如此，在海外被征服的领土上实行或接受奴隶制就需要一些解释 。在荷兰共和国，从加尔文牧师、神学家到知识分子和法学家 ， 他们广泛引用基督教经典和古典著作，形成了以圣经训诫、个人生活和国教关系为中心的 ， 带有基督教人文主义色彩的奴隶制话语 。
海外扩张时期荷兰共和国内的“文化战”以乌特勒支大学神学教授吉斯伯图斯·沃蒂乌斯（1589-1676）为首的加尔文教正统派是坚定的反奴隶制者 。沃蒂乌斯曾游访过英国 ， 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这成为他进一步改革加尔文教义实践的动力 。
沃蒂乌斯强调敬畏上帝，通过个人和大众的虔诚实践来净化社会 。他坚称“信仰是建立在绝对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人类易犯错误的理性之上 。”因此，加尔文教义是注释或解释圣经的关键 。
此外 ， 沃蒂乌斯还宣扬教会的独立性，不受国家和海外特许公司的干预，要求抵制世俗性，反对物质高于精神 。与沃蒂乌斯一道，霍伦牧师雅各布斯·洪迪斯也是激进的反奴隶制者 。
他公开指责加尔文教徒，特别是参与了奴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 。“教会成员买卖奴隶，或者贩运那些命运悲惨的人犯了罪，因为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和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是人，而不仅仅是动物，加尔文信徒不应因为这种毫无同情心的贸易而玷污自己 。相反 ， 他们应该敬畏上帝，谨慎行事，使自己所赚的钱成为祝福而不是诅咒 。”
基于基督教经典中的平等理论，特别是摩西十诫、马太福音，申命记等 ， 他们强烈反对盗人制度，反对奴隶制 。虽然正统派们强烈抗议，但他们只代表了少数反对奴隶制的立场，并很快被以约翰内斯·科西乌斯（1603-1669）为首的温和派所忽视 。科西乌斯是弗拉讷克大学的神学教授 。
他认为圣经并不是“僵化教条的证据库” 。因此，必须要重新获得圣经的原始意义，并重新获得一些古老的福音精神 。对温和派而言 ， 奴隶贸易并不属于偷盗行为，奴隶制也并非不可取，但并不是无条件的 。
【16世纪荷兰国内反压迫的自由论，为何却变成海外扩张的利益自由论】在上帝的眷顾之下，一个基督徒奴隶主必须促进奴隶们的身心健康，有义务向他们传授基督教教义 。值得一提的是 ， 科西乌斯还倾向于一些当时的新思想，比如笛卡尔哲学，而这却是正统派所厌恶的 。
笛卡尔哲学的二元论，即精神自由与身体奴役并行不悖显然成了捍卫奴隶制的恰当依据 。为此，沃蒂乌斯曾与笛卡尔进行了长期的书信论战，这无形中增加了温和派一方的实力 。
如果说那些反对奴隶制的教会神学家仅从道德方面抨击了人类的阴暗面，那么法学家们则为实施这一制度套上了自然权利的外衣 。在这一时期，荷兰许多著名的法学家，比如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无一例外地都站在了温和派一方 。
格劳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论道，“不但那些自愿为奴和承诺为奴的人被认为是奴隶，而且那些在正式的公战中被捕获的人从其被带到敌人控制区的那一刻起也毫无例外地全部成了奴隶，不但俘虏本人，而且他们的后代也将成为奴隶 。”
格劳秀斯既承认自愿的奴隶制也承认非自愿的奴隶制 。每个人都有放弃自己自由的权利，比如为了躲避饥荒和饥饿 。奴隶制也可以被用于代替处决，或在正义战争中避免死亡 。
在“自然范围内”，包括人道待遇、适度惩罚、提供适当的营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下奴隶制是可以容忍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论战从一开始就结束了 。以科西乌斯为代表的温和派多是“联省党人”，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商业精英主导的共和国，而正统派则是君主制的倡导者 。
在自由和专制之间，荷兰人无疑地选择了前者，他们绝不会因为宗教限制而让金钱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 这才是他们海外扩张的真正原因 。如果说这场17世纪初的论战从一开始就缺乏代表性，那么没有什么能比黑人奴隶的支持更能点燃荷兰人的热情的了 。
出生在加纳的雅各布斯·卡皮?。?717-1747）在其8岁时便被掳走作为奴隶卖给了荷兰人，之后被收养并接受神学教育 。卡皮汀声称“圣经中没有明确的禁止奴隶制的话语，奴隶制并不违反基督教伦理 。”
在莱顿大学学习期间，他组织了一场旨在捍卫奴隶制度的演讲 。他说，“新约中任何提及自由的地方都需要用隐喻来解释，这不是指身体上的自由，而是指精神上的自由 。”他的演讲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以至于还未毕业便被任命为教会的神职人员 。
有时卡皮汀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荷兰人不愿意在国内发展奴隶制，他认为这是解决那些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的一个好办法 。卡皮汀对其幼年的遭遇究竟还有多少记忆是值得怀疑的 ， 但透过他却让我们看清了当时荷兰社会对奴隶制的一种普遍态度 。
抛去那些支持奴隶制的话语 ， 正统派从一开始便缺乏理论依据 。圣经中不但存在着平等理论，更充斥着奴隶制思想 ， 其中最著名的非“迦南的诅咒”莫属 。虽然这种污名化的起源还得不到很好的回答，但长期以来它都是奴役非洲人和亚洲人最好的理论依据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尼德兰革命时期反抗暴政的自由论观点逐渐转化为海外扩张时期的利益自由论 。不可否认，加尔文教义在塑造荷兰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正如荷兰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 ， “虽然加尔文教以国教的面目出现，但它的国教地位并未得到正式的确认 。”
宗教多元、教派林立导致社会普遍性共识的缺失 。保持共和国的自由国度地位 ， 与奴役海外人以获取利益的现实相结合似乎成了仅存的共识 ， 这些则被海外的荷兰人很好的把握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