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油果自由、香椿自由、水果自由 ， 再到如今的菌子自由 ， 自由一词的背后 ， 是中产阶级们为消费的优越感买单 ， 而这种优越感需要故事来支撑 。 如果说商业行为像一面镜子 ， 那它折射出的 ， 是消费者的身份焦虑、在财富上的进步和判断力的下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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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体 ， 大多隐藏在城市中 ， 他们既不是腰缠万贯的财富担当 ， 也不是几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 前者是中产阶级的梦想 ， 但他们大抵又无法理解财富权贵的生活方式 ， 自认为在智力或者很多领域 ， 比那个群体的人更精英化；虽然也不鄙夷后者 ， 但却经常担心若不持续奋斗 ， 终将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 。
2019年 ， 统计局披露数据 ， 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已经达到4亿人 。 但“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群体”显然是两回事 ， 前者以消费构建 ， 后者以可支配收入为唯一标准 。
中产们稳住自己阶级地位的方式 ， 只能是一次次消费 。 消费带来了自由的优越 ， 也带来了自由的负担 。
中产焦虑
在资讯爆炸和变化无所不在的时代 ， 中产们“必须卖力工作 ， 才可能在缴完房贷和购买食物以后 ， 积累一点财富 。 “
在研究20世纪初奥地利最著名的小说和剧作家施尼兹勒时 ， 美国作者彼得·盖伊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典型的城市中产 ， 进而总结出城市中产是一个靠消费获得安全感的阶级 。
他说普遍的中产阶级“能够享受的奢侈寥寥无几 ， 但这些奢侈对于高级中产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 “比如到体面的餐馆吃一顿豪华晚餐、上音乐厅、每年出国旅行度假、奢侈的皮包、昂贵的高级家电 ， 他们热衷送孩子去有身份象征的学校 ， 不过和所有的中产一样 ， 时机一到就孩子推向就业市场 ， 以帮补家用 。 中产对失去这一切的害怕是真切的 ， 无论如何都要当体面的人 ， 因为他们不想沦为无产阶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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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 中产阶级从来不是纯正的褒义词 ， 它被文明、社会规则、自律等等现代术语所胁迫 。
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 在20世纪那段城市飞速发展的时代里 ， 发现神经衰弱的患者快速增多 ， 他们大多以焦虑为表征 。 弗洛伊德说一切的元凶是匆匆忙忙和精神紧张 。 佛洛依德也把这类焦虑的群体归结为城市中产阶级 。
弗洛伊德认为他们的病灶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 ， 它把人的生物本能压抑得超过人可以承受的极限 。 因为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多了一点余暇 ， 却身负分钟的家庭与社会义务 ， 同时又被严厉的良知驱使着卖力工作 ， 因此最容易屈服于歇斯底里、疲倦、忧郁和胡思乱想 。
关于中产阶级的道德观 ， 弗洛伊德在1883年8月给未婚妻的一封信里做了一个反思 ， 那起源于弗洛伊德看到一帮劳工在节日上喧闹不堪地痛饮 ， 弗洛伊德忽然认为那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很不一样 。 这个心理学家把那些劳工称为“乌合之众” ， 他们的特点是随时向自己的情感屈服 ， 只有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 会知道那必须加以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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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典型的中产形象
不过什么中产阶级不能喝醉呢 ， “因为宿醉的痛苦可能大于饮酒带来的快乐；为什么不能每个月换一个爱人呢？因为每一次分手 ， 都会撕去我们一小片的心” ， 所以这个阶级大多以体面为由 ， 压抑自己、抵御着来自人性的诱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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