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从知识到智慧的追寻( 二 )

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言荣援引爱因斯坦的话说：“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当前我国的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我们在独立能力培养这方面，尤其是经过深度学习和深度思考之后，培养和训练出来的独立研究能力还不行，问问题、问好问题，层层向下剥离的能力还不行。（李言荣《通识教育须坚持问题导向和未来导向》）
当下的挑战
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语境下，最先提出“通识”一词的是钱穆先生。1941年，具有海外经历的梅贻琦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也提出了“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的著名论断。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指出，通识教育虽自民国草创，但迄今为止许多大学对通识教育的提倡也仅停留在少数具有先见之明的教育家文字中。如今，中国社会和大学经过数十年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建设，通识教育的现实基础已经具备。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能否真正成立，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回应育人目标、制度模式、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效果评价等多方面的挑战。（陆一《通识教育需要面对三大挑战》）
李言荣也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在加强学生通识教育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实践，这一工作既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问题导向不突出，二是未来导向不明显。
某原“985工程”大学2016—2020年连续几年的本科毕业生反馈调查显示，在课程收获上，通识课程显著低于专业教育。但在课程满意度上，通识教育要高于专业教育。这一调查反映出目前通识课程在深度、能力培养方面还有待加强。（沈文钦《回归心智训练传统：通识课在精不在多》）
江南大学教学评估与教师卓越中心副主任李博、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栋直言，当下正在进行的“双一流”建设，其资源分配方式加剧了学科发展之间的竞争，对通识教育的生存空间形成挑战。在资源利用的调剂存量和吸收增量的过程中，强化对学科、学校排名更为有利的专业教育，已然成为默会路径，而通识教育则因其“实用性”较低，面临着更加边缘化的危险。（李博、陈栋《当通识教育遇到“双一流”和工科“专业化”》）
走出困局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庞海芍呼吁，各个高校可以结合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知识、能力、素质标准，并根据成果为本的思路系统设计相应的通识教育内容，走出“素质（通识）教育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困局。（庞海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须相互结合》）
实际上，许多一线教师也都在各自领域进行探索，试图给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林迪·坦顿曾在其学校教师中作了一个调查：“您希望我们的本科生毕业时能收获什么？”成百上千的答案分为四大类，基本就是通识教育致力培养的品格和能力。他由此得到一个悖论——所有老师都提到了“批判性思维”和“教学生如何学习” ，但实践证明，这正是老师们没有做的事情。坦顿指出，对本科生职业成功有意义的关键经历，都不是在课堂上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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