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淼认为，市场监管总局的处罚对市场具有警示意义，是行业正规化发展的开始 。“可以说所有具有平台效应的互联网公司，在进行市场竞争、规模扩张时，现在都需要考虑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
巨头已拿起反垄断法律武器 。4月10日，贝壳的竞争对手，58同城CEO姚劲波发文呼吁，在房地产交易领域存在更明目张胆的“二选一”，强烈呼吁国家对贝壳进行反垄断处罚，按照4%的标准处以40亿元的罚款 。2月2日，抖音则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腾讯垄断，认为腾讯利用微信和QQ限制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要求腾讯停止这一行为，并赔偿抖音9000万元 。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又进了一步 。“它可能比‘京东诉天猫二选一案’更接近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安钢表示，此前法律虽有规定，但都是原则性的，“这次法官在判决封杀链接是否违法时，很大程度上是在‘造法’或者‘立法’，对后续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都会有巨大的意义 。”
阿里之后会是谁？
不仅中国，全球都在给互联网平台套上缰绳，走进强监管时代 。
“超级平台越来越成为社会民众和中小企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但也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说，驯服超级平台，让它们从野马变成良马，是全球都面临的制度创新挑战 。
西方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古已有之 。2001年，微软就因为Windows强制绑定IE浏览器差点被拆分 。英特尔也曾因为为PC厂商提供回扣，排挤AMD的芯片，被欧盟两次开出天价罚单 。
不过，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引起重视，其实发生在最近 。2020年7月，亚马逊、Facebook、苹果和谷歌四大巨头，共同出席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听证会 。其中，亚马逊被指控利用第三方卖家数据谋利；Facebook被指控主导社交媒体市场，利用收购打压竞争对手；苹果被指主导应用；谷歌被指控窃取其他网站内容 。
更早的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也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认为谷歌对搜索流量的控制，使其竞争对手在搜索结果和广告业务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是美国20多年来对互联网巨头提出的最激进的法律指控 。

但多位专家认为，互联网反垄断在欧美和中国各有特殊性 。阳淼认为，欧盟在互联网新经济领域已经落后，执法更多是出于保护自身产业和就业、限制外资获取过大优势的目的，不具有“在监管中求发展”的动力 。而美国虽然有产业基础，也有跟中国类似的监管诉求，但利益纠葛更深，法律诉讼过程复杂又漫长，从执法效率上看不具有优势 。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玩法更丰富 。流量思维和规模思维正在逐渐被取代 。“传统的方式，大家已经看到是走不通的，比如下沉到菜市场与民争利，一些不太合规的互联网金融的东西，包括近些年出现的一些恶性事件，都是垄断下的蛋 。”董毅智认为，死守过去经验的公司，不是被市场淘汰，就是被监管重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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