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任何一种学说都会存在自身的弊端，如果引导不慎，势必会给天下的士子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事实上也是如此 。
以正德、嘉靖为思想分水岭，读书人总是在程朱理学和王学之间摇摆不定，始终无法真正信仰某一学说，这对大明朝的有志青年是否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造成很大的影响，“天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据，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天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这种不坚定的率性而为，在顾宪成看来是极其危险的，根本不利于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确三观 。
基于此，顾宪成认为自己即使在野也要义无反顾的站出来救世，站出来拨乱反正，不管朱子也好，王子也罢，一切都脱离不了孔子，必须强调程朱理学和王学源出同宗，是可以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批判的，所以尊孔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

“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 。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 。”

在顾宪成看来，救世之举就是要拯救世人的道德，只有道德提高了，那么大明朝也就得救了 。

“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 。”

顾宪成
b、西学东渐带来的文化冲击，加深了东林对道统的坚守！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获准在北京定居，获得了明廷授予的官阶品级，享受到了明朝的官员俸禄，而他也给大明朝带来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明的产物，物质形态的，如自鸣钟、大西洋琴；意识形态的，如“政教分离” 。
文艺复兴以后，西欧还没有完成彻底的“政教分离”，但“政教两立”、“信仰自由”的雏形已经初步具备，即教会和国家分权，教皇负责思想和信仰层面的管理，国王负责政务处理，教皇无权干涉国家政务，包括王位继承权；而且教皇传位和国王不同，国王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教皇需要挑选贤能进行传位 。
西方这种“政教分离”的理论实际上很符合中国儒家“道统”和“政统”分离的学说（明朝内阁和皇帝争权，就已经是在实践中进行摸索），然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
自科举制建立以后，历代王朝以科举取士的方式掌控民间的身份转变，利用儒学建立意识形态并教导民众，实行“君”与“师”、“政”与“教”的合一，也就是说孔子只是一个抽象化的存在，事实上屈服于具体化的代言人皇帝之下，即皇帝依旧是政务、思想上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权威都牢牢掌握在皇室的手中，所谓一言九鼎、君无戏言就是这个道理 。即使是文治第一个高峰时期的宋朝，这种现象依然没有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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