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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上海社联年度论文评选活动，上海社科界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个活动不仅促进社科学者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更给上海社科学者提供了思想碰撞和交锋的平台，在“反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背景下，这个活动也是对学术评估机制的大胆创新。
有数据表明，中国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类似青少年等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极现象，毫无疑问，这和社会与情感能力有关。
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SSES）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所带领的课题研究组，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协同苏州参与了这一世界性的大规模测试。
上海社联2022年度论文《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报告》一文[原文刊发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9期]就是上述项目的部分成果。文章从五个维度[任务能力（尽责性）、情绪调节（情绪稳定性）、协作能力（宜人性）、开放能力（开放性）、交往能力（外向性）]为框架，分析了中国苏州市10岁和15岁组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数据，就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能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果发现，中国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与参与测试的其他国家相比，在自信心、与人交往的同理心，以及责任心等方面表现比较优异，创新意识、领导力、独立活动意愿等方面没有优势。这一结果或许与文化差异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发展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整个世界需要关注的迫切问题。
【情感种类】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人员就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结果，以及如何提升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避免青少年陷入抑郁情绪等问题，专访了袁振国教授。
袁振国：我认为，发展青少年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从世界范围看，很多国家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都有必要提升。因为尽管认知能力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人的角度来说，只注重认知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阶段需要发展的心理能力情感种类，对于个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乃至民族整体素质来说都很重要。
然而，相对于认知能力的发展，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发展显然没有那么受重视。长期以来，正因为我们过于注重认知能力的发展，反而挤压了一个人应该发展社会与情感能力的时间与空间。在此背景之下，全世界都很关注如何发展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问题。
袁振国：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情商”，是1990年代提出的概念，它是个不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在生活中用得较多。社会与情感能力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主要包括五大方面，即任务能力（尽责性），情绪调节（情绪稳定性），协作能力（宜人性），开放能力（开放性），交往能力（外向性）。
第二，情绪调节是指情绪控制能力，即不会过于夸大喜怒哀乐的影响。比如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以积极态度面对，而不是悲观地认为，一件事的失败会导致其他所有事也会失败，这对一个人的发展、与周围人的关系影响都很大。
第三，沟通交往能力指的是，在与人交往中是否会让对方感到愉快和舒服，并愿意与你打交道。会交往的人能把一件不开心的事说得让人开心，从而化解危机。其实，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本质还是同理心，即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别人着想，理解对方的感情。
第四，开放要是指开放性。当今社会的新信息量一直在增加，对于不断涌现出来的知识、技术，我们是欢迎拥抱、学习掌握，使其为自己所用，还是对此排斥、抗拒、恐惧，如何选择对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领导力指的是有组织规划管理能力。这并非是说能领导多少人，而是指能否在生活中做自己的领导，善于管理小到自己的一个房间，大到自己的时间、财产等。
社会与情感能力在我们学校的日常课程之中几乎是涉及不到的，即使涉及也往往处于次要地位。但是，这种能力对于一个人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处理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离开校园进入职场后，它比认知能力更为重要。
袁振国：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这次所做的研究都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目前关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测试，远远不如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么成熟，如果想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如应该用什么内容和方法，组织怎样的活动，都需要先对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才能安排。
比如我们在调研中就发现，10岁组学生在社会与情感能力中的得分都略高于15岁组学生。这一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尽管认知能力会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而发展，但社会情感能力却会下降，虽然下降幅度不大，但至少没有增长，这背后的原因就非常值得反思。
其实，青少年在10岁到15岁的成长过程中，社会与情感能力没有发展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此期间面临了更多压力，以及明显较多的复杂情景。因为从小学到初中，青少年的交往面，学习的难度和深度，以及学校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能否适应这些变化是很大的挑战。
由此可见，只有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有所研究，才能为国家制定教育政策，为学校制定教育内容和方法，为教师、家长改善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环境，提供基础性的理论依据。
目前，我们不仅开展了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方面的研究，也在这一基础之上，与教育局、学校合作开发课程、编制教材，提出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共同开展相关实验。同时，除了此次的研究对象——苏州市下辖的6个区和4个县级市共151所学校，我们也在和济南市合作，在更大的范围内与世界做比较。
澎湃新闻：有数据表明，中国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从社会与情感能力角度，您如何看待此类社会问题？
袁振国：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类似青少年等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极现象，毫无疑问，这和社会与情感能力有关。因为一个人的自信心、乐观性、独立性，与人生态度、处理社会活动的行为方式之间是直接关联的。
比如在遇到同样困难的问题时，有的人就比较乐观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即使处理不当也相信下一次会处理得更好；但有的人如果失败了，就觉得以后也处理不好类似的问题了。以学生参加考试为例，有的人认为一次考试没考好就全完了，甚至还可能做出极端的行为。
如今，我们身处竞争社会，竞争在现代社会中也是一种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对于学生群体来说，他们与的竞争有着很大不同，那就是认知不全面，有时会把某一方面的竞争看成会主宰一切。比如某次考试没考好，就会对整个人全盘否定，容易以偏概全，这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特点。
更重要的是，由于学生们的认知不够健全，家长和老师的态度对他们的影响就很大。当遇到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时，如果家长告诉他们，一次考不好没关系，我们在生活中的表现都是有强有弱，被别人超过也很正常，孩子们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可以说，青少年群体的压力主要来自父母和老师，我们所做的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对于他们有更大的启发意义。
袁振国：首先，我们会向国家提出政策性建议，将发展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整个教育体系中来。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活动组织中，也将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重要内容方面。
其次，我们将进行大规模的教师培训，将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并作为重要工作开展。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很多学校，正通过设计一整套利于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活动，让他们在交往互动中培养这一能力。
袁振国：数字化在为我们带来乐趣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数字化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好坏之分，但由于每个人的认知方式不同，即使面对网络上的同一信息，也可能得出正面或负面的不同结论。
一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和关心现代媒体的内容和影响，让孩子们学会自我控制，合理分配时间，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获取内容，用好媒体技术。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技术提高社会与情感能力、心理水平，特别是对于有一定严重性抑郁和悲观情绪的青少年，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辅助辅导手段。比如我们自己正在研发一款“快乐机器人”，一个聊天机器人，目的就是让有抑郁倾向的孩子们通过与机器人的交流快乐起来。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凡是有抑郁倾向的孩子，通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不太信任别人，也不善于与人交往，甚至和家长、老师、同学们也很少交流。正因如此，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线性的，并会不断强化某方面的想法。由于这种想法得不到倾诉，长期下去他们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情绪，甚至进入抑郁状态。
因此，“快乐机器人”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让孩子们将内心想法宣泄出来，他们不需要得到结论，只要讲出来就没事了。面对“快乐机器人”，孩子们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变得开心起来情感种类。
“快乐机器人”还有一个功能是，在聊天过程中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开导孩子们并给予他们辅导，让他们学会正确看待一件事，最终得以释怀。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快乐机器人”的智能系统，在后台获取包含严重抑郁倾向信息的提示，然后通过安全可靠的适当方式与相关学生沟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我相信未来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产品会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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