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恋地、失地再到寻地：沈从文小说中的人地情感变化 _生活百科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这样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知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
沈从文能取得如此之高的文学成就，离不开他所塑造的湘西世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如此成功和令人神往，离不开沈从文对人、关系的深刻摩画。在沈从文的乡土湘西中，人与地的关系，远不是表面看上去的依恋那样简单。
我们很容易在沈从文的小说、散文中感受到生活在湘西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地”的热爱，即所谓的“恋地” 。湘西人在审美体验、感觉之乐、家园依恋三个方面充分表现出了对地方的热爱，这一点在《边城》中的主人公翠翠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但是，即使在桃花源般质朴、自然的湘西世界，也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沈从文小说中的人地情感，经历了从恋地到失地，再到寻地的过程。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人与地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不可分割了,也寄寓了作者沈从文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精神世界。

湘西人在经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与湘西的情感联系，他们在其中获得审美体验与感官的快乐，并将湘西视为身心家园之所在。但是，这样的经验与情感联系是否会发生变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通过比较《边城》与《长河》中仪式经验的“常”与“变”，探求湘西经验的变化表现。
在《长河》的题记中，沈从文使用“常”与“变”的概念，用以概括湘西人几千年来生活的常态与近二十年间发生的变化：
“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沈从文对这样的“常”与“变”是有感情倾向性的。所谓“常”，也就是指湘西从屈原时期几千年以来，那“崇奉自然、向自然妥协的生长”，蕴含抒情诗气息的信仰与生活，以及湘西人质朴、勇敢、热情而正直的性格。
“变”是“常”的对照，指自辛亥后二十年来的内战使湘西人首当其冲，性格与灵魂被时代大力压迫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勤俭、真诚与勃发的生命力，变得穷困而懒惰，环境的牧歌与生活的诗意皆一并消失泯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观与世故的人情关系。

领会“常”与“变”背后湘西人在其中所具体感受到的东西，需要从对湘西的经验与情感入手。而经验事实是一团纠纷，如何从这团纠纷中找出能体现人地情感及其变化的线索？在此， “仪式”这一概念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湘西人在不同时空下仪式经验的“常”与“变” ，从而找出湘西与湘西人情感联结的变化。
“地方意义的关键在于，当人们想要赋予它一种比‘地点’或‘功能节点’更具情感内涵的意义时，他们使用的表达方式。”地方中的仪式往往是人们表达人对地方之神的敬或爱的主要方式，在地方的建构中起到强化依恋的作用。《边城》和《长河》这两部小说无论在内容、情旨还是篇幅上，都是沈从文小说中抒写地方风俗仪式的典型代表。
首先，从自然环境的描写上看，《边城》里的端午时节天气清朗明润，早晨的一点小雨使人心情更加畅快，龙船水涨得刚刚好，明朗的天气与豆绿色的河水为当地龙舟竞渡锦上添花，对于即将过节的湘西人而言，一切皆适宜而美好。《长河》中作者并没有特意为社戏的进行安排一些天公作美的内容，演戏结束后火红的晚霞与燃烧的山火，也并不使人能完全沉醉其中，因为这晚霞与山火不是引人欣赏的纯自然美景，它对于前文中夭夭的不自在与三黑子的愤怒而言，来得过于突然和刻意，无法与之连贯衔接。如果将晚霞与山火视为湘西由 “常”转“变” 象征，那这种突然与刻意就可以得到解释：湘西已经为象征“变”之火所笼罩，在这样的光景中，有人依旧悠闲谈笑，有人则忧心当下与未来。

其次，从仪式内容的描写上看，《边城》的龙舟竞渡显然比《长河》的社戏少了一些虚伪、功利、急躁与世俗，多了一些淳朴的欢乐与浪漫的忧郁。
《边城》所抒写的端午仪式因承袭了过去的大部分传统，新增的又是一些无伤过去的和谐的乐趣，所以带上了许多旧的痕迹，其中河水、龙舟与挤挤攘攘的湘西人所构成的画面，仿佛一幅由褪色的红灰绿等色调晕染开来的端午赛舟图，人物投入其中的热闹与喧嚣平和地展现于纸上。叙述者带着温情的目光打量这一切，随处攫取一点景和情，偶尔探进人心去瞧瞧其中由多情而生的乐与哀，笔调是闲静自在的，人与地方的亲密和谐在缓缓叙述中娓娓道来。
《边城》写的是仪式本身，《长河》写的是仪式背后的暗流汹涌与权力交锋。此时的叙述者，是看破这地方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人，他不再闲适，不再悠悠哉哉地、带着审美的心态打量这一切，而仿佛像是知道一切会变，就赶紧把美好热闹的夕阳时刻记录下来，生怕错过什么。这样的心态，更使叙述者看到了地方热闹背后的危险，看到社戏图中一些不和谐的部分。于是作者的笔调变得凛冽而急躁，所呈现的画面色调变得鲜明却显得过于直白刻意，没有了地方的质朴。不经意的审美变成了刻意的审视。在这之中，他期望找到一点过去的痕迹，重新确认心中的景与情。但显然，《长河·社戏》中没有回忆书写的部分表明他失败了。湘西的改变令人猝不及防，手足无措。
试比较当地乡绅军官在仪式中的作为与作者的着墨，可以发现，《长河》里的湘西已经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说的一般：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同样是开会，《边城》里是为了讨论哪只船当天入水，《长河》中是担忧演戏可能扰乱了治安——湘西的变化体现在对于仪式本身的无谓上。同样是为仪式做准备，《边城》所写的是地方人为划船竞赛挑选结实伶俐的小伙子进行练习，《长河》详细写的则是开红帖宴请地方名人警官，置办招待用的酒席——湘西的变化体现在风俗的趋炎附势上。《边城》中的“好事”军官为胜利者放鞭炮庆祝，放鸭赶鸭与民同乐；《长河》中的军官收钱维持秩序，在赌桌中抽税，赏金点戏虚伪至极。同样是仪式，《边城》中的龙舟竞渡激烈热闹，鼓声如雷，人人助威呐喊；《长河》里的唱戏须敬祝“某大老爷禄位高升” ，虚伪的包封点戏，无谓的吃喝排泄，仪式的庄严性已完全丧失了。《凤子》中那位城里来的、推崇理性的客人，看了一出酬神的演戏后，感慨地方中“神之存在，依然如故。”然而，在《长河》的社戏里，叙述者所展现的、读者所能看到的以及湘西人所亲身经验的，皆是一种神的失落， “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都随着湘西的“变”而远去。

最后，从对仪式中小说主要人物的描写来看，《边城》中的翠翠和傩送与其他湘西人一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端午节的欢乐之中，他们在端午节的浪漫邂逅是美好爱情的萌芽，参与端午节的仪式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确证、强化与地方关联的行动，更是在地方之中产生一种别样的深刻情感的重要契机。
而《长河》中的人物在演戏娱神的欢乐中充满了对自身处境与未来的担忧和不安。夭夭因保安队长的骚扰看戏看得憋闷，三黑子也因保安队长对家中的欺压而愤懑，“戏有什么可看的，还不是红花脸杀进，黑花脸杀出，横蛮强霸的就占上风！”三黑子的话表明了两人对于仪式的漠然，这一场本应热闹欢乐的社戏已与他们有了心上的隔阂，因现实的苦恼而不再参与到仪式当中正说明了历史传承的断裂，人与地因仪式而强化的关系正在经受现实问题的挑战。
老水手顺顺下水捉鸭的工作已经交给了长大的儿子，不忘的是下水救人的勇事义举；滕长顺作为地方代表仍活跃在仪式筹办的前后，为照顾乡绅贵人，忙得饭也不能吃。“换了件大船主穿的大袖短摆蓝宁绸长衫，罩一件玄育羽绫马褂，舞着那个挂有镶银老虎爪的紫竹马鞭长烟杆，到处走动拜客。见远来客人必邀约过家中便饭或喝茶。”这一段对衣着的描写同文中对本村妇人戴满头金饰出门的描写，皆见出湘西在经济与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对物质与虚荣的追求不自觉间已然胜过了对纯粹美的追求。

在不同的湘西时空下，面对同样是敬神娱神的仪式，湘西人有着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心态，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已经发生改变。
地方感指人在经验地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地方的内在感知，这一内在感知的主要表现可被概括为“爱”与“怕” 。对地方之爱（恋情结）包含了瞬时的审美体验——感官的快乐——家园依恋——持续的审美体验这几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与地方感和地方之爱相对的，不是地方之惧，而是一种人与地方联系的断裂，即从“恋地”到“失地”的转变。这种转变加之于人而产生的情感和表现因人而异，但彼此间可以产生共鸣。在经验与情感上剥离地方的人，可能感到脱离熟悉社会的孤独，也可能对自我的价值与定位产生怀疑。
对于久居乡下的湘西人而言，乡下是熟悉的地方，城市是陌生的空间。从乡下进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常常使人产生某种适应不良。此时人物对环境的内在感受，尤其是对地方的思念，是从侧面体现的家园依恋，也即由“失地”而意识到的“恋地”之感。但这种“恋地”只能在回忆与想象中去经验，现实的情况是他已经从地方中剥离出来，难以再直接经验地方，他与地方的情感联系逐渐变淡了。
小说《丈夫》讲述的是丈夫从乡下去往城里看望在妓船上的妻子，最后带着妻子一同回转乡下的故事。期间丈夫所遭遇的人与事，产生的哀与愁，皆表现出了一种因身心逐渐与旧地远离而产生的失地感。

首先是离开乡下生活的寂寞。乡下人的亲友与社会交往，都与乡下这个地方粘连在了一起，离开乡下意味着与原来的社会关系相疏离，当这种疏离并非出于自愿，那么被剥离的感受将随之而来。这种剥离的失地感在小说中首先表现为淡淡的寂寞。
当丈夫在身与心两种层面上思念城里的妻时，他便带着特意挑选的土产品与储存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记忆，去到妻子“做生意”的船上。那有着城里人派头的媳妇，在船上饮食起居皆有人照顾，认一个水保作干爹，偶尔从城里给乡下寄回去几块钱，待丈夫来时则问几句家里的情况。然而“生意”还是要做的，所以到了晚上，丈夫便躲回后舱中。但此时，即使是憨厚又稍显迟钝的人，也能觉察出这样的妻与家庭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丈夫到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如今与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

其次是身份和权利被强占的愤怒。人在地方生活中建立起了对自身的认同感，实现个人价值，通过某些社会活动获得某种身份和权利。但是，有研究者指出，小说《丈夫》取名意味深长，文中的丈夫是无名的，这代表着他在妓船这一空间中是无身份的。
如果说丈夫从熟悉的乡下来到陌生的城里，是为了确证和行使某种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利，那么他的无名表明了这一确证的行动是失败的，在新的空间中，他失去了在原先地方中所确立和拥有的权利，并且这一关乎身份与尊严的问题无法通过转移地点而得到解决。
“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情绪中长大不已。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咙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么歌。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按照一个种田人的脾气，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

“到午时，各处船上都已有人烧饭了。湿柴烧不燃，烟子各处窜，使人流泪打嚏，柴烟平铺到水面时如薄绸。听到河街馆子里大师傅用铲子敲打锅边的声音，听到邻船上白菜落锅的声音，老七还不见回来。可是船上烧湿柴的本领年青人还没有学到，小钢灶总是冷冷的不发吼。做了半天还是无结果，只有把它放下一个办法了。”
对于土生土长的乡下人而言，烧柴做饭跟种田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必备技能。然而，船上的柴是湿的，乡下丈夫在地方上自小积累的生活知识与技能在此都失效了。因对妻子被占去的愤怒和嫉妒，无耐心再烧火的丈夫把柴全丢进了河里。但别的船将他的柴捞走，即刻就生起了火。“看到这一切，新的愤怒使年青人感到羞辱，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要走路” 。
在三天两夜的时间里，丈夫经历了三次强烈的“失地”的瞬间，所以才想着要“回家” 。然而，丈夫一个人在乡下，妻子在城里，这样的家庭生活，即使是当下回去了，也未必就能得到心上的满足。离开了乡下的乡下人，已经失去了家：对家的渴望说明他此时并没有拥有家，而这正是失地感的反证。
“失地感”可能产生于人离开熟悉的地方、进入新的空间时的身心不适应，也可能因旧的熟悉的地方发生改变而导致。
《阿黑小史》中的油坊是人与地方情感联结的证明，油坊主人的儿子五明，自小在此长大，不仅与其他工人一起投入到了油坊的运作当中，创造了充实而愉快的劳动生活回忆，而且还与油坊工人的女儿阿黑有一段热烈而纯真的爱情。可以说，油坊是五明确立自身认同感与归属感、创造自我价值以及寄托美好未来的所在。然而，一场下了很久的雨将这一切毁于一旦。
“这地方，如此的颓败，如此的冷落，若非当年见到这一切热闹兴旺的人，到此来决不会相信这里是曾经有人住过且不缺少一切的大地方，可是如今真已不成地方了。如今只合让蛇住，让蝙蝠?。?让野狗野猫衔小孩子死尸来聚食，让鬼在此开会。地方坏到连讨饭的也不敢来?。?所以地上已十分霉湿，且生了白毛，象《聊斋》中说的有鬼的荒庙了，阴气逼人的情形，除了颠子恐怕谁也不住，可是颠子全不在乎。”
对于五明而言，伴随油坊衰颓的，是爱人的消失与爱情的破灭，是过去生活记忆与经验的中断，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恐惧和无法面对，更是对自我认同与价值的怀疑。

文学中对“恋地情结”的书写往往以“失地”为前提，“失地——恋地——寻地”才是作家在写作时的认知与情感逻辑顺序。
失地往往意味着失去建立在地方上的过去的回忆、经验、身份与权利，寻地则表现为重新踏足旧地、追回旧物。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无论何时，在情感上对于湘西的“常”，都有着深切的依恋与怀念，因为无论是纯洁美好的爱情、自在生长的家庭生活还是亲善友好的人际关系，都存在于过去那个田园牧歌般的社会中。对这些美好的追忆体现为回到在时间轴上属于过去的湘西这一地方中。
小说《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里，豆腐店老板失去了可以通过唱歌吸引一个女子、与她自由结合的湘西之后，只能将少女的尸体从坟墓抱到山洞中，在其四周撒满象征纯洁爱情的蓝色野菊；《丈夫》中的男子带着自己的妻一起转回乡下了；《阿黑小史》中的五明在早已物是人非的油坊、山洞中痴守，忘了当下，活在过去……

沈从文以一种象征主义的手法与理想主义的浪漫笔调，写出了乡下人对仍有生命力的传统空间的坚守与寻回，这些大胆地“逃离”所困空间、重回情感与记忆所熟悉之地的举动，都表达了对逝去之地方的挽留，对新的空间及其秩序的不满与反抗。
这样的寻地、回归与反抗是无力的、不计后果的。那被抱回到山洞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小说里不知去向的豆腐店老板在现实中被 “随即就地”；丈夫带着妓船中的妻回到乡下，迎接他们的，是重税盘剥的黑暗现实；而可怜的五明，确实回到了过去——以颠了为代价。
这样的逃离却也是坚定的。即使死了、颠了，也要回去——这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寄托在小说中的热忱与期望，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能给后人带来鼓励的颂歌。
从人地情感的和谐到人地联系的断裂，从在地方中享受审美与感官之乐、家园依恋的温暖，到失去地方加之于人的一切，沈从文在这其中所昭示的，是以人地关系变化为载体的时代与社会的转折和变化。
田园牧歌般的湘西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回不去的梦，经历了“恋地”与“失地”的人，不但用他的作品记录了这个美好的梦，更预示了这个梦对于民族国家未来的意义：他希望湘西过去那种自然、纯朴、健康的人性，“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以他的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与热血，增加年青人在国难忧患中的抵抗力和生命力，实现他重造民族经典的愿望，甚至于为人类远景凝目，以达到他所推崇的生命理想——具有神性的人性的最高形式。
因此，沈从文并非是为逃避而写作，他所寻找的是存在于湘西的人性的力量，这些力量使过去的湘西人生活在田园牧歌般的环境中，造就了自己的“神”，拥有健康、自然的生命力；它应该在的心中重新焕发生机，使这个衰落的国家重新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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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恋地、失地再到寻地：沈从文小说中的人地情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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