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的“三类协议”签署需谨慎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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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夫妻双方之间的约定也同样呈现这些特点，从形式上看，约定多以协议、合同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看，约定多为对婚姻关系、夫妻财产归属、子女抚养、父母赡养等事项的具体处理和安排。在审判实践中，会在衡量婚姻、合同、物权等内容的价值取向与立法精神，尊重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夫妻之间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婚姻中的“三类协议”签署需谨慎】王某与林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0年3月登记结婚。2010年2月，林某购买了一套房产并支付首付款，与王某结婚后共同还贷，婚后获得房产证，房产登记在林某个人名下。
2015年，王某与林某签订《夫妻财产协议》，约定该房产归王某个人所有。后王某诉至法院，要求与林某离婚，并按照《夫妻财产协议》的约定，将房产判归王某一人所有。林某称该房产是其婚前个人财产，《夫妻财产协议》中关于房产的约定实质上是其将个人房产赠与王某。因双方并未办理房产更名登记，故林某依法行使撤销权，撤销对王某的赠与，并请求法院判决房产归其所有，婚后共同还贷部分由其对王某进行补偿。
法院审理认为，《夫妻财产协议》是王某和林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过程中无欺诈、胁迫情形，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益，应当认定为有效，即使没有办理物权转移登记，也不影响王某根据协议约定取得房产的所有权。最后判决王某与林某离婚，案涉房产归王某一人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模式，但并不包括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也就是说不包括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纯赠与另一方的情形。该情形在我国法律上也有规定，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2条中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给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658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在实践中，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2条规定的“赠与情形”做狭释，即如何区分夫妻之间的财产赠与和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关键看是否将一方的个人财产约定为另一方的个人财产，如果符合上述情形，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赠与，登记或公证之前，赠与一方享有任意撤销权；如不符合上述情形，则属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
本案中，房产首付款虽由林某支付，且房产登记在林某名下，但因与王某登记结婚后，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共同还贷，故房产并非属于林某一方个人财产，不符合夫妻之间的财产赠与情形，应当适用夫妻之间财产约定的相关规定。
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与夫妻之间的财产赠与有密切的关联性，夫妻之间的财产赠与本身就是一种约定，而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中往往又夹杂着赠与因素。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一方不享有撤销权，双方达成合意即发生法律效力。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赠与，登记或公证之前赠与一方具有任意撤销权。因此，在签订相关协议时一定要注意区分协议的不同法律性质和可能产生的不同法律后果。
薛某与倪某于2006年登记结婚， 2011年5月离婚，后又于2012年2月登记结婚。双方在第二次登记结婚前，曾签订《复婚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第二款内容为：“复婚后如果男方提出离婚，该套房产产权原属男方的一半划归女儿薛某某名下，更名过户发生的相关费用由男方负担。”
2018年，薛某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第一条第二款约定无效。法院审理认为，《复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虽系薛某与倪某所签，但其实质是以财产分割为条件作出的限制离婚自由的约定，应为无效条款。最终判决《复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1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婚姻自由作为婚姻家庭法律的首项原则，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事项，不受任何人的强制和非法干涉，即婚姻关系的成立、变更与解除均依照婚姻当事人的意愿。
本案中，“复婚后如果男方提出离婚，该套房产产权原属男方的一半划归女儿薛某某名下，更名过户发生的相关费用由男方负担”的协议条款，是以财产分配的权利归属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自由的权利，即以财产性契约约束身份关系，侵犯了夫妻一方的婚姻自由权，违背社会公德与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该条款应为无效。
夫妻双方享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由订立协议以约束双方行为的权利，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体现，但约定的内容和目的均需在不违背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才会产生预期的约束效果。
李某与马某于2012年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女，婚后李某与异性罗某存在不正当交往。2017年，李某与马某签订《婚内协议》，约定“今后双方互相忠诚，如因一方过错行为（婚外情等）造成离婚，孩子由无过错方抚养，过错方放弃夫妻名下所有财产，并补偿无过错方相应财产。”签订协议后，李某继续与罗某保持交往并诉至法院要求与马某离婚。马某同意离婚，并主张按照《婚内协议》的约定，孩子由其抚养，李某放弃夫妻名下所有财产并对马某进行补偿。
法院审理认为，《婚内协议》中关于子女的抚养约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应属无效；关于财产分割即经济补偿的约定，系忠实协议，不属于法律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形。马某主张按照《婚内协议》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无法律依据，但考虑到李某在婚姻中的明显过错，判决李某与马某离婚，孩子由马某抚养，马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本条是关于婚姻家庭中道德规范的规定，属于倡导性、宣誓性条款，体现了法治和德治结合并举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当事人仅以民法典第1043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可见，夫妻之间签订忠实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
法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法院受理此类忠实协议纠纷，主张按忠实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既要证明协议内容真实，无欺诈、胁迫情形，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违反忠实协议的行为，可能导致为了举证而去捉奸，为获取证据电话、私拆信件，甚至对个人隐私权更为恶劣的侵犯情形都可能发生，负面效果不可低估。另一方面，赋予忠实协议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实协议，这不仅会加大婚姻成本，而且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故忠实协议实质上属于情感、道德范畴，自觉自愿履行当然好，但是如果一方不愿履行，也不能强迫其履行忠实协议。
签订“忠实协议”并非有效巩固婚姻关系的途径，除非一方自愿遵守，否则难以通过诉讼方式赋予“忠实协议”强制执行力。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一方，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7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的规定，请求法院在处理财产时给予一定的倾向性保护。

婚姻中的“三类协议”签署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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