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有位学者型官员叫穆修,是个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的士大夫,很多人都想请他写软文 。
亳州有个名声不太好的土豪,捐资修了一座寺庙 。庙成,知州大人请穆修写了篇《修庙记》,其中没提到土豪的名字 。土豪捐资本就想图个流芳百世,如此一来岂不是白捐了?于是土豪送给穆修500两白银 , 请他补上自己的名字 。穆修坚决不答应 , 还扔下一句狠话,“我宁愿喝稀粥度日,也不能让你的名字玷污我的文章!”

当朝宰相听说穆修的大名,也想结识他,便将他提拔为某个学校的校长 。但穆修一直不去拜访宰相,校长也就当不成了 。
可以想象 , 以穆修的个性 , 生活必定比较清贫 。他晚年寓居京城,等朝廷安排职务 , 每到交房租时都要犯愁 。他给友人写信发牢骚说:“手头的钱基本都用于买米、交租了 。”
为补贴家用 , 穆修刻了一部柳宗元的文集 , 印了几百册,在东京大相国寺摆摊出售 。几个读书人走来,也不问价钱,拿起书就翻看 。穆修一把夺过书,鄙夷地说:“你要是能从头到尾读一遍,且不出错,我就白送你一册 。”结果顾客都被吓跑了,一年下来,一本书也没卖出去 。
宋仁宗时还有一位叫章伯镇的学者型官员,跟欧阳修、司马光等学术大腕都有往来,还当过翰林学士 。他也为交房租而犯愁 , 说:“等发工资的日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到交房租时 , 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可谓道尽工薪阶层的心声 。

他们为何要为交房租而犯愁呢?原因无非有两个:
第一,薪水微薄 。平心而论,唐宋时期的官员俸禄确实要比明清时期优厚,但真正能领到高薪的只是政府高层,广大中下层官员的薪水并没这么高 。王安石曾在嘉祐年间上疏 , 建议给中下层官员加薪 。
穆修晚年被任命为“文学参军”,只是个闲职,月俸才7贯钱,加上其他津贴,估计也就十几贯钱左右 。而按司马光的说法 , 当时在京城有一套房子放租的中产之家,每月收到的租金就有15贯钱 。以穆修的收入,肯定付不起太高的房租 。
第二,房租偏高 。在穆修生活的时代,京城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钱 , 普通住房叫价1300贯钱 。显然,寻常人家都买不起房,只好租房居住 。但房租也不便宜啊 , 一般的住宅每月租金至少也要几贯钱 。
宋仁宗皇祐年间,有个叫苏颂的下层文官给自己算过一笔账:月薪17贯钱,其中1/3用于供房、养马 , 每月房租需要三四贯钱 。假设穆修租的房子跟苏颂差不多 , 房租也是三四贯钱,即意味着他每月要掏出约1/3的工资用于供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也是可以理解的 。
不过穆修也用不着抱怨,首先,他是个有情怀的学者,不太在乎物质享受;其次,当时像他这样租房的官员非常多,包括宰相—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 , 虽宰执亦是赁屋 。”
【宋朝的房子有多贵?和当今房价有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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