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文化论( 二 ) _文学与茶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显然是随“茶马古道”传播进来的，由于“茶”的价值，其交易可获很高利润，佛教也就伴“茶马”商道而流布，寺庙也就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僧众的地位也就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显赫起来。 “稻作文化”、“茶文化”等等一列文化的兴盛自有其中心，兴盛的中心正是滇域的红土高原，这就造成滇域有“文化水域”之称， “物质文化”的发展必然引起商业的兴起，而商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流动” ，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记》描述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菇劳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 ”《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认为：“滇之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 ”此说应当大致可信。滇域的“茶马古道”可以说兴于汉、晋，其路辐射成众多的“道”以佛教会合点大理为中心，它可达丽将、中甸、福贡，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进入西藏、尼泊尔、印度，从佛教（大乘佛教）传播的路线来看，许多同“茶马古道”是重合的，如大理的宗圣寺、剑川石窟、宾川鸡足山、中甸归化寺、的秦东竹林寺、西藏碧土寺、左贡寺、田安寺、昌都向巴林寺、类乌齐喝玛丹萨寺等等，这些寺都是沿“茶马故道”修建而成的。一般来说，滇西北的广大地区，信仰的宗教是自由身的原始宗教和由印度传来的大乘佛教汇流而成的，而大乘佛教在中国又形成汉传和藏传佛教， “茶马古道”上二者又交会。大乘教是从部派佛教中孕育出来的，它要求回归释迦的原始佛教的精神，革新佛教教义。大乘的意思就是谁都能够乘坐、容纳大众、属于大众的佛教，以普渡众生为其终极目的。大乘教将释迦的存在超历史化、超人格化，而且释迦的神格、精神具体化，产生了东师、大日、阿弥陀等一系列的佛。大乘扩大了菩萨成佛以前的修行方法，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各种手段来实现成佛的目的，人人具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大乘教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比较广，在藏区它同藏民族的本教结合而成了喇嘛教。大乘教传入滇域，正是“茶马古道”繁盛的时期，它远传到云南的丽江、大理、楚雄一带。在纳西族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中有大量的大乘教借词，而且可以明显的看出藏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丁巴什罗”、“东巴”、“能科”以及“参禅”、“金刚杵”、“天尊”等等。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汉传佛教、藏传喇嘛教、纳西东巴教三者通过“茶马古道”所进行的“融合” 。另外，小乘教也流入了这一地区。有一个叫“释里达多”的印度摩迦陀阿叱力僧，曾沿滇藏“茶马古道”到大理一带传教。《滇释记》载：“赞陀崛多尊者又曰释里达多，西域人，自摩迦陀国来，又号摩迦陀，游化诸国，到鹤庆又腾越州至宝峰山、长洞山二处，阐喻迦法、传阿叱力教。 ”这释里大多到大理一带，约在公元八世纪。对滇西北一带的藏传佛教文化可以以迪庆州香格里拉的归化寺为例进行描述。进入滇西北藏区，在浓浓的酥油茶味中，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拥有独特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具备最充实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特殊区域。在这块“茶马古道”必经地及茶马交易的藏民族集聚地，我们发现了藏文化同滇域文化的相似性和藏文化自身的特异性。藏民族的文化、语言、宗教紧密结合，这些我们可以从滇域藏文化的积淀地归化寺中看到。宗教对于藏民来说，无疑更具一种特殊的意义。他算是藏族的一种精神支柱。藏文化之所以独具魅力，宗教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徒们一生著书建寺，传播文化，而且广收弟子。他们有着严格的戒律，具有完备开放的教学组织，有着自身的佛教哲学基石，讲求所谓的“缘起性空”等观念。显然，他们创立了及完备、精细的教义教法体系。当然，这些教徒懂得同世俗人民的联系，因而能够在群众中受到普遍的欢迎。这里所看到的归化寺，便属喇嘛教。其实“喇嘛”一词并非是指所有僧侣，他仅仅是指尊师而言。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僧侣和

茶马古道文化论(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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