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代墓志中的叙事风格

#历史开讲#
【浅论宋代墓志中的叙事风格】自古以来,凡是有些家底和看重礼数的家庭,都会重视墓志的文本书写,上面记录了死者的生平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宋代墓志的文本书写 。
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宋人撰写的墓志铭有写实简略和多种写法合一的特征,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
那么,宋代墓志有什么值得发现的地方呢?
书写特征墓志是记录死者生平事迹和姓名家族等个人信息的标志物,也是除记叙文、议论文之外的特殊文学形式 。
由墓碑、文字符号和不同字体等多种要素组成,其中的文字符号构成文字载体 。
有人认为墓志只是死者的生平介绍 。实则不止 , 宋代有许多文人大家,他们为好友或者家人撰写的墓志,既有必要内容也有所在时期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 。
通过研究,能够发现那个朝代的重点、纷争或异闻 。那么,它的书写特征是什么呢?
在宋代 , 只有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及以上的阶级,或者家底丰厚的家庭才有资格立墓志,同样,只有士大夫或者有声望的人才有资格为死者撰写墓志 。
因此,墓志就有了固定的书写特征,大体来看可分为四点,一是写实且简略,二是夹叙夹议 , 三是散文形式的行文,四是细节与侧面描写相结合 。
首先来看第一点,基于“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 。
撰写墓志的人通常要为死者“扬长避短”,只要死者做的事不算太恶毒,书写者都可以除去不写,这是经过历史演变而来的 。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 书写者通常要堆砌辞藻,即使死者做了伤天害理的恶事,书写者依然能“变废为宝”,雕刻出一朵靓丽的鲜花 。
到了唐末宋初时期 , 有人认为墓志应该实事求是,所以书写者就从堆砌辞藻变成不加修饰,死者不管做了何事都要一一写出 。
到了宋中,又有人认为这样的写法让墓志变质了,好好的悼念死者文章,变成了死者的纪实录,便有人认为应该“扬长避短”,大力颂扬优点 , 对缺点则是点到即止 。
如何把握这个度,成了书写者面对的最大问题 。
经过文人士大夫多次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一篇优秀的墓志在扬长时应该不夸大其词,避短时也应该实事求是,真实性要大于虚假性 。
由此看来,宋人撰写墓志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内容的现实性了,因为不能夸大,又不能多写短处,他们只能尽量简短 , 讲求言简意赅 。
其中,欧阳修写的墓志属于“写实简略”的上乘之作 。
他还在韩愈创作基础上进行创新,打下以史笔为墓志的写作基础 , 为后人提供写实简略的范例 , 苏轼和王安石等人都学习过他 。
比如,他写给好友的一篇墓志铭里面的“吾不敢……则君之为人可知也已”就隐晦的表达了自己写的内容与实际不符,表现了他主张写实简略的特点 。
除此之外,还有他写给曾巩的文章,明确的指出自己对曾巩提供虚假内容的不满 。因为他在帮曾巩祖父写墓志的时候,发现曾巩提供的相关资料都是虚假的 。
这一举动又表明了他主张实事求是的特点 。因此,写实之风因他而刮得越来越猛烈,王安石为好友祖母写的墓志继承了他的主张 , 还引起了好友的不满 。
于是 , 王安石写了一篇《答钱公辅学士书》作为回应,后来者也将此规矩留了下来,改变了堆砌辞藻的不良风气,写实简略之风成为了主流 。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写了“其为文则有正、变二体……加议论焉”,提出变体的重要性和自由性 。
宋代书写者入王安石在撰写墓志时,也将其加入文章 。
他写给泰州海陵县许君的墓志铭里面的“士固有离世异俗……其龌龊固宜”就是他对离世异俗人群的议论,为许君的壮志未酬起衬托作用,提高了墓志的审美性和可读性 。
还有他写给葛兴祖的墓志铭,他在结尾用了大量的笔墨议论能人将士不得志的事情,表达自己对政治的不满和这类人群的惋惜 。
所以宋代书写者在墓志这类特殊文体上下了许多功夫,让它不同于一般文体,既能充分表现个人情感,也没落下对死者的惋惜和赞扬 。
然后来看第三点,因为书写者重视写实简略和夹叙夹议,于是散体行文应运而生 , 欧阳修和苏轼是用最多的,他们作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先驱为后人提供了蓝本 。
欧阳修为谢公写的墓志铭文重叙事,语言自由雅致,散体行文特征明显,一时成为文人圈子中的美谈 。
《苏轼》为张文定公写的墓志铭,散化特征明显,用典也恰到好处,通篇下来,既流畅又清新 。
综上所述,他们的创新之举为墓志注入了新的活力,既将宋代墓志推到新的高峰,又促进了散文的发展 。
最后来看第四点,古人远比今人想得要聪明得多,他们知晓内容和程序一旦长时间没有变化,那么一定会变成一潭死水 。
倘若能加入一些细节或者侧面描写,那么一定能突显人物个性 , 使之更加形象生动,苏轼就在写给亡妻王氏的墓志铭中加入了该描写 。
其中的“其后轼有所忘 , 君辄能记之……”将王氏活灵活现的“展示”在众人面前,苏轼也自此引领新的时尚,不止苏轼的有可读性和欣赏性 , 欧阳修的也有 , 甚至还更高一筹 。
总而言之,墓志的文学性因这四个书写特征更上一层楼,死者形象因他们的书写变得更加饱满 。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 , 墓志内容和格式都是由书写者自主决定的吗?
书写的影响因素书写墓志是许多人的事情,死者家庭的介入、当时的政治氛围和个人政治立场、死者生前对自己墓志的要求、书写者与死者的关系等都干预着墓志 。
墓志既要说清死者的生平事迹,也要起到彰显个人功绩的作用 , 死者家属有时为了让死者出名,会干预墓志的写成工作 。
欧阳修为好友尹洙写墓志铭的时候,就遭到了好友家属的责骂 。
他们认为欧阳修故意简写尹洙的功绩,而欧阳修则认为写实简略才是最佳,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韩琦出面补写了墓表,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 。
而曾巩为王安石的父亲撰写墓志铭时,他擅自删改了王安石提供的功绩材料,这引起了王安石的极大不满 。
最后曾巩被换下,由孙侔重写墓志铭 , 一篇洋洋洒洒的功绩文就这样新鲜出炉了 。
可见书写墓志的工作实质并不轻松,最终的主导权还是在死者家属手上,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宋代墓志还能发展至此实属不易 。
在宋代,天子与文人士大夫“共享政权” , 因此书写者在撰写墓志时 , 会根据政治情况进行考量 。
韩维为富弼撰写墓志铭时,正处于新党得意旧党失意这一特殊时期 , 于是韩维就避开了富弼与王安石多次争论的事情,写了其他的事情代替 。
欧阳修为石介撰写的墓志铭时,虽然统治者已经为石介平反,但他还是没有明写朝廷的过错,顾左右而言他,以此来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
此外,有的死者生前为了保持主导地位,已经提前写好墓志大纲 。比如近年发现的《魏宜墓志》和《洪起畏墓志》,就是书写者与死者一起合作的成果 。
从古到今,中国社会都是感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能够左右,甚至改变原定的规矩和计划 。
因此,虽然宋人追崇写实简略,但是由于书写者与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个规则也不是不能改变,书写者通常会为其美言几句,这就与“写实”相悖 。
尹洙为太傅韩公撰写的墓志铭就是如此 。韩公曾经因为渎职而被下放,可在墓志中却并没有体现 , 只因二人私交很深,尹洙故意避开了这段不光彩的人生经历 。
即便如欧阳修这等正派人士,也曾为好友破掉了自己的规矩 。
欧阳修的好友许元是个善于用金钱来为自己谋取前程的人,凭借着贿赂各大高官,许元政绩斐然,门下弟子众多 。
许元去世后,则由欧阳修负责为其撰写墓志铭,可他只歌颂了许元斐然的政绩与和善的性格,对于贿赂一事却只字不提,由此就可看出人情对墓志的影响之大 。
由此可见,墓志在书写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依靠墓志来判定人物正派与否不是一个好的依据 。
不过这种情况还是极少的 , 文人士大夫最重风骨,他们撰写墓志的时候,大多还是实事求是,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依据 。
根据观察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宋代墓志还是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它的叙事风格推动了后世文体的发展,也将自己推向了中国文学的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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