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焦虑程度有上升趋势 如何为他们心理减负( 二 )
在办公室里,她偶尔和系里新老师聊天,发现不少同龄人都有类似焦虑 。新入职的老师一没平台,二没人手,更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况 。
陈祉妍说,适度的焦虑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进有效解决问题,而过度的焦虑则会造成身心的痛苦,给学习和工作带来较大危害,甚至会造成正常社会的功能受损 。
李铭明白,做科研是一个很苦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等待一瞬间的爆发 。外部的环境压力加速着他的成长,“某种程度是推着我往前跑” 。
不过,他有时候和老教授聊天发现,这似乎是“青椒”“青稞”成长的必然规律,30岁左右博士毕业,中间10年要集中解决房子、配偶、小孩等问题,等这些生存问题解决后,才能真正安稳下来,人才能平静下来 。
“实际上从30~40岁,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煎熬的阶段,打好了基础后,过了40岁,事业慢慢有起色,焦虑、压力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李铭说 。
《报告》也佐证了他的观点:焦虑水平相对最低的,是正高职称的科技工作者 。
科研教学生活角色需要平衡
刘爽是刚入职高校的新教师,上完大学第一堂课,她给朋友发了个信息,写着:英语说得嗑嗑巴巴,被督导逮了个正着 。接着,她发了一连串的省略号 。
“现实打了我一耳光 。”她心里愧疚,“再多给一点时间,我是能把课讲好的 。”
她所在的学院正缺人手,新教师还没参加完入职培训,领导就给她布置了任务:下周就得去给留学生上课 。加班加点,她做完了PPT,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紧张,加之英语不熟练,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
新人有科研考核任务,教学量也大 。她曾在学校里碰到一位同事,脸色惨白,一问才知道一个星期每天都有课,而且都是最前沿的课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准备,“只能拼命地干,拼命地备课” 。
除了科研、教学压力,来自家庭生活的压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情绪 。
据北京某研究院王强观察,身边有女同事刚生完孩子不到一年,因工作项目原因,经常去外地出差,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有3个星期都在外地,“有时候明显感觉她情绪不高,心里装着事儿” 。
海琴是一位有个1岁多大宝宝的“85后”科技工作者,她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孩子的教育问题:自己长期在外做科研项目,一个月最多回去一两次,家里老人负责照看孩子,可晚上一关灯小孩又哭又闹,老人管不住,小孩有时到11点多还没睡觉 。
“孩子从小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导,但我的工作没办法让我常在她的身边 。”海琴说 。
对部分科技工作者而言,繁重科研任务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平衡出现了偏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对1310名科技工作者进行小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工作对家庭的消极影响,还是家庭对工作的消极影响,都与科技工作者更高的抑郁与焦虑得分正相关 。
需加强心理健康素养知识和技能的普及
《报告》直观地反映了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援助心声:接近八成的人认为应该定期做心理健康状况监测;58.9%的科技工作者愿意参加心理健康普及活动;71.6%的科技工作者愿意接受心理咨询 。
博士期间,刘爽留学时了解到,在国外有的大学里采取了三级心理干预方法,如果你来求助,第一层给予心理上的疏导,如果精神上无法帮助你解决问题,他们还会成立调查小组,去所在院系调查,甚至会对领导进行处分 。
“在国内,我们没有对科研人员成立专门的心理辅导室,或者心理咨询师不甚专业,很多人不会主动去寻求心理咨询 。”刘爽观察,身边同事排解压力的方法更多是和朋友倾诉,或者打球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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