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年少的父亲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于1976年军队转业来到地方，要求到最艰苦的基层去，投身于家乡的经济建设。第一站，就在夏庄公社。70年代末，老百姓生活较困苦，我的一年级教室，曾是一座破庙宇，里面神像已被挖掉，土墙内壁呈现出大小不一的窟窿，成了孩子们放书本的地方，窗棂用报纸糊了一层，每到刮风下雨，吹开的口子啪啪作响。同学们抱着自家小板凳，趴在用石板、土块垒成的桌上学习，煤油灯、萝卜灯成了晚上做作业的陪伴。一年夏天，土地龟裂，水也成了奢侈品，百姓们把井水都吃见了底，沭河露出了河床，人工降雨也没起多大作用。父亲带领当地的干群打井、炸山崖，为积攒山体渗出的水，乡亲们挑着扁担排成了长龙，靠贵如油的山泉水度过了那艰苦的岁月。
父亲时任供销社书记，除了指导日常供销、经贸工作外，还时常吃上降压药，骑着大金鹿自行车披星戴月，往蹲点的乡村跑。“马坡村、长虹岭、小窝疃、大窝疃”时常挂在嘴边，和茶科技人员、茶农打成一片。那时山岭多，土地少，父亲就和当地干群一起，开荒山、荒岭，种茶、栽树、修坝，和农民兄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百姓亲切地喊“看！冯书记，又来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基础薄弱，物质缺乏，父亲倡议供销合作社的农具、化肥、农药等，优先供应给茶农使用。那年冬天异常寒冷，塑料膜严重匮乏，父亲担心茶树会冻死，就连夜来到茶田，和技术员、茶农们一起想各种土办法。他们用麦秸，包裹着棵棵茶树，被穿上了草衣的茶树苗，终于安全过了冬。
父亲忙工作，经常在外，有一次，受累的母亲不知得了什么重病，卧床不起高烧不退。只有6岁的我在家，不知所措，便哭喊着：“妈妈，你这是怎么了？”母亲呻吟地说：“我可能……不行了，快，快上邻居家……”说完就昏倒在床。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公交，后来经邻居家的帮忙，送到了医院。半个多月没露面的爸爸来了，我大哭着扑向了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不回家，原来他是检查茶叶的采购、供销工作去了。经过抢救，母亲得救了，医生说妈妈体温竟达到了41℃，再晚一两个小时，人就没命了。父亲紧紧握着，躺在病床上母亲的手，深情愧疚地说：“我上马坡岭茶园了，你受苦了……”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父亲常蹲点的地方，就是今天我来到的这片土地，这片茶园！


有一天，父亲从岭上回家，高兴地对母亲说，茶叶科技试验站成立了，有位任站长也曾当过兵，年龄和他相仿，性格耿直，作风一致，合作起来非常投机，每次开会，我们都倡导大家，把好茶树的播种关、出苗关、越冬关，要发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总结经验，探索创新，学习低矮栽培、防护等技术，要像侍弄月子里的婴儿一样，照顾好小茶苗。现在想来，父亲说的站长，可能就是后来被授予“南茶北引功勋茶人”称号、第一任茶叶研究所站长任介民吧。
有一次，父亲从县里开会回来，脸上挂着笑容，说夏庄茶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父亲那眉开眼笑的样子，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当天，他高兴地请邻居们品茶，提建议。母亲在院内放了一张低矮的大圆桌，茶杯不够，就用大碗，不停地烧水、冲茶。大叶茶在沸水的冲泡下，上下翻腾，院里院外萦绕着清香。开始时，大人们一饮而尽，然后才一口一口地喝，边品边咂摸着嘴说：“好茶！好茶！提神有劲，喝了自家茶，干活也带劲！”茶香、笑声和干杯声交织在一起，像过年一样热闹。我坐在父亲身边，听他们讲茶的故事，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到那片茶园去看一看。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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