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是 。 从1912年到1935年 ， 广州流通最广泛的货币不是大洋 ， 而是毫洋 ， 所谓5元一盒 ， 指的是毫洋5元 。
大洋包括很多种 。 那些印着袁世凯头像的“袁大头”、印着孙中山头像的“孙小头”（有的地方称为“孙大头”） ， 以及来自墨西哥的“鹰洋”、来自香港的“港洋”、来自英国的“站人洋” ， 以及清末铸造的“龙洋” ， 大小差不多 ， 重量差不多 ， 含银量差不多 ， 购买力也差不多 ， 它们统统都被叫做大洋 ， 在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都很受欢迎 。
毫洋不同于大洋 ， 它是清朝末年广东造币厂铸造的银币 ， 面值只有两角 ， 时称“双毫” 。 进入民国 ， 又铸造了面值五角的“五毫”、面值一角的“单毫”、面值五分的“半毫” 。 总而言之 ， 这些银币或者镍币（半毫属于镍币）的面值都不足一元 ， 统称为“毫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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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 ， 10枚单毫或者5枚双毫应该与1枚大洋等值 ， 但是毫洋含银量偏低 ， 需要12枚单毫或者6枚双毫才能兑换1枚大洋 。 上世纪二十年代 ， 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入主广东期间 ， 改铸的新毫洋含银量更低 ， 需要16枚单毫或者8枚双毫才能兑换1枚大洋 。
换句话说 ， 毫洋没有大洋值钱 ， 没有大洋的购买力强 ， 一块大洋能买的东西 ， 毫洋要花一块多 。 按照1933年10月广州市面上的兑换标准 ， 大洋100元可换毫洋128元 。
不过跟现在的人民币相比 ， 毫洋肯定还属于贵重货币 。 据1933年署名玉昆的一篇调查报告《广州近郊的农村生活》记载 ， 1931年用5.2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 ， 1932年用4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 ， 1933年用4.2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 。 照这个标准估算 ， 毫洋1元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0元 。
前文说过 ， 在1933年中秋 ， 陶陶居月饼每盒平均售价1.5元 ， 折成人民币大约是100多元 。 高档月饼“陶陶可观月”每盒5元 ， 折成人民币大约是五六百元 。
单靠粮食价格来换算 ， 肯定很不科学 ， 要想搞清楚民国的月饼是否很贵 ，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是什么水平 。
1934年9月 ， 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出版《广州工人家庭之研究》一书 ， 该书记载了1933年广州劳工的月薪状况：
熨衣女工每月1元到5元（毫洋 ， 下同）；
裁衣女工每月11元到15元；
纺织女工每月11元到25元；
电机修理工每月46元到50元；
糕饼师傅每月21元到31元；
饭馆学徒每月1元到5元；
饭馆厨师每月10元到60元；
工厂司机每月41元到50元；
车床技工每月10元到40元；
自来水厂水管工每月40元到60元；
建筑工人每月25元到40元；
油漆工每月35元到45元；
码头力工每月6元到30元；
广州市区总人口104万 ， 其中劳工大约73万 ， 多数家庭每月总收入在15元到50元之间 。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 ， 底层劳工不吃不喝 ， 一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一盒到几盒普通月饼；技术工人收入高一些 ， 但是一盒售价5元的高档月饼也能占到他们月薪的好几成 。 假如这些劳工家庭为了过一个欢乐的中秋节 ， 硬要去陶陶居买几盒高档月饼的话 ， 那他们很可能要把全家人的薪水全部花出去 。
还有一组数据 ， 出自1935年广州市社会局颁布的《广州市平民生活调查》 ， 说的是超过93%的劳工没有买房 ， 住在工厂或者租房居住 ， 他们每月的租房开销在2.9元左右 ， 相当于陶陶居的两盒普通月饼 。 当时广州市内有政府开发的少量劳工住宅 ， 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 ， 单人式房间每月租金0.8元 ， 家庭式房间每月租金4元 ， 水电费均已包含在内 ， 不另收取 。 也就是说 ， 在陶陶居买一盒最便宜的月饼 ， 可以在廉租房社区里租一个月的小单间；买一盒最昂贵的月饼 ， 则超过一个家庭在廉租房社区租房一月的全部开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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