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什么评价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 ) _小知识

在上引《挽词并序》中的那段话之后，陈寅恪紧接着说：“吾中国文化之界说，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抱负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伴侣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当作之仁，均为抽象抱负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这段话也经常被引用，往往被用来申明“中国文化之界说” 。在《挽词并序》的语脉中，这段话无疑意味着陈寅恪以殉君臣之伦来理解王国维之死。 “殉伦”的说法也明白呈现在《挽词并序》的正文中，所谓“一死自在殉大伦” 。
作为中国文化本家儿干的孔教素来正视人伦，此中以父子、佳耦、君臣为“人之大伦”，此即三纲之所涉。而因为在古代社会，相对于佳耦关系与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更为不不变，所以文献中的“大伦”常指标的目的君臣，较早的如《论语》中记录的子路攻讦隐者废君臣之伦的话：“长幼之节，不成废也。君臣之节，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若是说殉文化的说法固然显得很高贵但究竟结果有嫌笼统，那么，殉大伦的说法例更为具体，从而也更为清楚。不外，因为君臣之伦在现代以交往往是被彻底批判的，所今后来恭敬王国维人品与学问的人大多不肯意说他是殉君臣之伦而死，而更愿意表扬他是殉文化而死。
从《挽词并序》中“殉大伦”的说法可以清晰地看出，陈寅恪固然也强调王国维是殉文化而死，但他并不否决殉清说。毋宁说，陈寅恪的诠释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挖掘，是从王国维殉清这个经验事务中寻绎出其精力本色。这一点也要求我们，该当准确对待《挽词并序》和《纪念碑铭》中都提到的“抽象抱负之境”等相关修辞。君臣之伦可以说组成一种抽象抱负，可是，一小我以自杀的体例殉君臣之伦，或用后来陈寅恪的学生贺麟所归纳综合的， “为理念而尽忠”，就必然与这小我现实处身此中的君臣关系状况以及一些相关的具体事物有关。陈寅恪之所以强调“抽象抱负之境”，天然是有忌于殉清说在那时语境中对王国维气节的可能袒护，或对王国维名声的可能损害。但现实上在那时，殉清说不仅被像罗振玉这样名声欠安的遗老所本家儿张，并且也被王国维的良多清华同事所承认，好比同在清华国粹研究院的梁启超、吴宓，以及那时的清华大黉舍长曹云祥等。总而言之，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并非殉清说的反动，而是进一步分析。至于殉文化说的其他表达，除了前面阐发过的“殉大伦”最能清楚地呈现出其本色涵义外，还有“殉道”（《挽词并序》）、“殉真理”（《纪念碑铭》）等提法，这些也是需要寄望的。
澄清了“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若是说王国维殉君臣之伦的行为表现了一种自由，那么，若何理解君臣之伦（甚至孔教所垂青的佳耦、父子等当事两边并不合错误等的人之大伦）与这种自由的关系？更直接地说，若何理解孔教人伦思惟中所包含的自由不雅念？
提出这个问题的坚苦起首不在于若何回覆，而在于良多人底子就想不到在孔教人伦思惟中会包含某种自由不雅念，尤其是三纲所对应的那三种当事两边并不合错误等的人伦，良多人只能想到宰制，哪里还会想到什么自由！对这些人而言，陈寅恪以自由来描绘王国维殉君臣之伦的做法只要被稍加探讨，就必然会带来庞大的骇怪。
起首，殉君臣之伦既然是王国维的一个本家儿动行为，那就必然有一种内涵的、出于他本身意愿的心理力量在起感化。换言之，只要我们像陈寅恪那样把王国维之死视为他本身理性的选择，就是说，不把王国维之死看作精力或心理变态的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或许从王国维的自杀行为平分析出一种自我决议的自由。在此我们当然还不克不及太快地得出结论说，《纪念碑铭》中的“自由”只能作如是解。在殉君臣之伦的行为中还有一种身分可能与自由有关，这就是王国维对君臣之伦的本家儿动认同。在一九二七年那个年月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强迫王国维必需遵循传统孔教关于君臣之伦的规范要求行事。就是说，王国维对君臣之伦的认同以及由此认同而来的实践，完全出于本身的意愿。站在一个可能的诠释立场，我们说，这样一种以本家儿动认同的体例将自我与某种现实的社会内容慎密地毗连起来并付诸实践的做法，显然表现了某种自由。至于说王国维可能是以自杀的行为表达本身对外部压力的抗争，这此中包含的对自由的追求则是最轻易被想到的。

陈寅恪为什么评价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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