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勝利後時代曲藝術日益強大時﹐中華大地又發起了天翻地覆的政變運動 。 1949年﹐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共產主義為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打敗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紅潮蓋遍了全中國 。 10月1日紅色政權正式宣佈中國新政府成立﹐此時有人歡呼﹐有人懮心忡忡 。
時代曲是東方現代都市釀成的特產﹐當然受到了外國最时尚音樂很深的熏陶 。 歌詞內容也大多數描寫個人情感或社會最真實的現象 。 这一切在新政府眼里代表着腐朽的殖民主义思想 , 是颓废的 , 不健康的文化 。 因此 , 时代曲的命运就和其他‘洋’ 文化/产品/企业一样 , 被盖上了‘黄色音乐’ 及‘靡靡之音’的帽子 , 罪不可赦 , 该赶尽杀绝 。
顷刻间 , ‘夜上海’ 的音乐在东方小巴黎逐渐消失了 , 换来代表农民文化的红色旋律 。 在上海舞台创造过无比辉煌的歌星 , 作曲家 , 作词家 , 乐手 , 唱片工作者意识到了风云的变幻 , 时代曲艺术已经在上海无法生存了 。 但是 , 像姚敏这样有远大艺术理想的青年 , 怎能忍受停业这样痛苦的想法?加上国家政局那麼的不稳定 , 什麼不樂觀的事情隨時都可能出現 。 為了事業﹐為了安全﹐為了前途﹐為了藝術﹐這一批藝術家決定把他們的心血遷移到位於國家南方的英國殖民地﹐自由之港--香港 。
1950年初﹐上海以及其他城市各界人士連鐶反應似的紛紛南下香港﹐其中當然少不了在上海灘締造時代曲繁榮的藝術家們 。 歌星如白光﹐張露﹐姚莉﹐李麗華﹐梁萍﹐张伊雯 , 陳娟娟等﹔作曲家如姚敏﹐李厚襄﹐梁樂音﹐剛讀完書的王福齡 , 姚敏的老师服部良一﹔詞作家如陳蝶衣﹐李雋青﹐陶秦導演等﹔帶著他們真貴美好的音符來到了香港﹐準備在此地落地生根﹐繼續他們的音樂事業 。
至於其他的藝術家們﹐一代天後周璇50年代初來港拍完幾部影片後就回了上海﹐陳歌辛也一樣﹐他則是處於愛國之心回去的 。 鼻音歌後吳鶯音因為家庭的關係﹐在港錄了幾張唱片並取版稅後也立刻回上海 。 在香港短短的日子裡﹐她灌錄過的《我有一段情》( ‘我有一段情啊 , 说给谁来听?知心人儿呀出了门 , 他一去呀没音讯… ’) 就是姚敏專門為她而作的 。 作曲家黎錦光﹐黎錦暉﹐嚴華﹐嚴折西﹐嚴個凡等留在了上海 。 這些沒有選擇香港之路的藝術家們後來命運大多都很心酸﹐令人落淚惋惜 。 在這裡我就不詳細說了 。
上海时期的姚敏已是风格成熟艺术素质高尚的作曲家 , 年纪轻轻 , 所取得的成就已经绝不亚于陈歌辛/黎锦光两人 。 在某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是超越了他们两位 。 到了新的环境 , 有了新的生活 , 姚敏开始寻找一个崭新的艺术方向 , 要寻找一个在上海的基础上超越上海的一个目标 。 这个时候 , 我敢说 , 才是姚敏音乐生涯的开始 。
1950年李厚襄 , 李中民兄弟俩创办了‘大长城’ 唱片公司 , 把白光 , 李丽华和龚秋霞收罗旗下 , 灌录了《叹十声》 , 《小喇叭》 , 《祝福》等时代曲名作 , 反响非凡 。 1952年 , 百代(EMI) 公司从上海撤离移居香港 , 姚敏 , 陈蝶衣 , 姚莉等作曲家/作词家/歌手立刻收到了EMI的邀请 , 然后签约重新成为了EMI的成员 。
在任何一个专业或领域 , 竞争必是推动其健康发展之最巨大的力量 。 当上海最优秀的音乐人如洪流般地入港之际 , 所成立的两大阵营‘大长城’ 和‘百代’ 造成了在香港空前的乐坛竞争 。 在时代曲之前 , 香港歌坛的主流是粤曲 , 可是这一大迁徙后 , 新音乐的新潮 , 平易近人 , 曲调优美 , 思想前卫很快地取得了广大群众的青睐 , 粤曲的地位可说一夜之间被代表现代都市的时代曲代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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