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发展、传播与佛教

唐代是佛教禅宗大力发展的时期,禅宗对饮茶习俗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 。 据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 。 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于是“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 禅宗选择在寂静的环境中坐禅,且要注意五调,即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 。 五调尤其是调睡眠,都与饮茶有一定关联 。 相传达摩祖师面壁坐禅期间,有一天因打瞌睡而苦恼,于是将自已的眼皮撕下,丢在地上,不久地上长出一株茶树 。 弟子就将绿叶煮了盛汤给他喝,达摩喝过后顿觉神清气爽,坐禅时再也不打瞌睡了,从此达摩喝茶以助坐禅 。 传说自然荒诞不经,但是也反映了佛教禅宗与茶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 由于饮茶对于佛教极其重要,于是许多寺庙都出现了种茶、制茶、饮茶的风尚,这在大量诗句中也有所反映 。 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 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 吕岩《大云寺茶诗》盛赞僧侣的制茶技艺,“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 。 我国古代寺庙是生产茶叶、研究制茶技术和宣传茶道文化的中心 。 唐代茶圣陆羽最初就是从寺庙了解到茶,并对茶产生兴趣 。 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作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 皎然的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道发展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
在唐宋佛教鼎盛时期,僧人研究、改进茶叶制作,出现了名寺名茶现象 。 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 。 宋代盛产茶叶的建安北苑,自南唐便是佛教圣地,建茶的兴起首先来自南唐僧人的努力 。 许多贡茶也产自寺院,比如着名贡茶顾渚紫笋,最先产自吉祥寺 。 曾为乾隆皇帝钟爱的君山银针,产自君山的白鹤寺 。 湖北远安县的鹿苑茶,产于鹿苑寺 。 有些佛寺至今还生产名茶,如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的黄山毛峰、东山洞庭寺的碧螺春、杭州龙井寺的龙井、徽州松萝庵的松萝、武夷天心观的大红袍、蒙山智炬寺的蒙顶云雾、庐山招贤寺的云雾茶,等等 。 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有名寺,名寺产名茶,从来僧侣爱饮茶,饮茶成为和尚家风 。 佛门茶事兴盛以后,茶寮、茶堂、茶鼓、茶头、施茶僧、茶宴、茶礼等各种名词出现 。 适应禅僧集体生活而形成的寺院茶礼,作为佛教茶道已经融入寺院生活之中 。 寺院禅僧每日早起盥洗后,先饮茶再礼佛;焚香习禅时,每一支香毕开静后,即饮茶益思 。 在香气环绕的氛围中品茶,更能生发禅意,净心自悟 。 禅宗建立的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道表现形式,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而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推动了中国茶道的发展 。 同时,禅宗对中国茶道传播国外,特别是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卓着功勋 。
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茶已成为佛门必备之物 。 有的僧人甚至达到“惟茶是求”的地步 。 《南部新书》载,唐大中三年(849年),宣宗皇帝问一个“东都僧”服何药而如此长寿 。 僧人对曰:“臣少也贱,不知药 。 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 。 或出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 宋代僧人饮茶亦是相当普遍 。 道原《景德传灯录》有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 。 茶事成为佛寺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许多名寺大庙里,都设有茶堂或茶室,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以及品尝香茶 。 有些法器甚至用茶命名,如召集众僧饮茶时用的“茶鼓”,《宋诗钞》中有陈造的“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诗句,描写了茶鼓声中寺院的幽雅意境 。 寺院专门设有种茶僧、制茶僧,从事茶叶种植与制作 。 还专设茶头,负责烧水煮茶,献茶待客 。 此外,佛寺门前一般安排数名“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 。 寺院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来供奉佛祖、敬施主与自用,而且规格不同,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用上等茶供佛,中等茶招待客人,下等茶自用 。 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平时住持请全寺僧侣吃茶叫“普茶”,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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