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西茶业及陕西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三 ) _中华茶史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 ”周靖文的《宋代的茶叶产区》一文言道：秦岭以南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 ，占全国总产量的30％。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金州“人户以种茶为生” 。宋熙宁七年(1074)实行“茶马法” ，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 ，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
北宋末年，宋王朝与辽、金、西夏战事频繁，军马需求量大增，于熙宁七年(1074)规范边关茶马交易，诉诸立法，实施“茶马法” ，茶马法规定了以茶易番马的具体办法。以茶换番马的好处有三：一可发展边贸，为国家广开财源；可买下番人的马匹，可以削番；三可提供国家军事上急需马匹，有了马可以强国固边。基于此，茶叶升格成为重要战略物资，这就有效地刺激了茶叶生产。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山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山南茶和巴蜀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
熙宁七年(1074)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雍正《敕修陕西通志·茶马志》载：“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 ”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 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朝廷每年购马11900匹之多。但这也是一种坑农政策，元符三年(1100)五月十一日，利州路兴元府南郑县丞李新冒死呈《上皇帝万言书》(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3卷)为民请命。此文告诉我们：宋代茶风很盛， “摘山以为茶，民之朝暮不可缺也” 。种茶的农民有专门户籍，谓之“园户” ，即是宋代的“种茶专业户” ，他们靠茶“赖以衣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朝廷为了有效地杜绝他们私贩茶叶，实行严刑峻罚，一旦查出即下狱，一旦下狱即“五木巨械，钳首贯足，拷一逮寸，拷十连百，囹圄无虚” 。这一“水火之政”打击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马的国策。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 。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茶法》90％的文字皆针对汉中茶和川茶《明史·食货·茶法》中言道：洪武四年(1371)“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45顷，茶86万株。四川巴茶350户，茶238万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 ”但是“以茶易马，惟汉中、保宁” ， “以汉茶为主，湖茶左之” ， “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 。《明史》载：“用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0000匹。 ”100斤汉中茶可交换1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便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以茶易马更见其重要，对汉茶的生产成了当务之急，逼得茶农“昼夜制茶不休，另废耕，女废织”(《西乡县志》) 。为了控制茶叶的产销，朝廷立法限制私茶交易，乃至限制民间饮茶。《续文献通考·征榷考·榷茶》中云：朝廷规定“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 。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全力以赴，故有效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加之明王朝由于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打击，不得不废止“禁山政策” ，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明成化十二年(1476) ，陕西按察司佥司唐希文在呈文中写道：“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逸人民，聚集栽埴，茶株数多……新开茶园，日新月异，漫无稽考。 ”“连山接陇” 。万历《陕西通志》卷8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陕南的茶叶产量在陕西灾震(1557)之前， “正额茶易马外，多开中以左公家，有至500万斤者” 。

论陕西茶业及陕西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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