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西茶业及陕西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四 ) _中华茶史

第五，唐代长安的宫廷茶文化辐射全国并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于天下，试问：茶风的中心在哪里呢?一般说来，中国数千年里皇权中心即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中心，总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领导全国。陕西长安作为大唐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
宫廷以茶为日常饮料始于何时呢?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班固(27——97)《汉书·赵飞燕别传》，云：“帝(刘鹜)崩后(前7) ，后一夕寝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座，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 ’”“啜者徐徐饮也，这说明汉代长安宫廷已有饮茶时尚，并认为这是高贵的享受，赵飞燕因侍帝不谨，声名不佳，连品茶的资格也不够。
迨至唐代，长安宫廷茶饮别开生面，推向极至，不仅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在皇宫茶史中独步一时。
唐天子对茶事亦很投入。虽无唐太宗饮茶的历史记载，但冯贽《云仙杂记》中载以茶赐公卿大臣乃“唐故例” ， “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几句话即言此事。弘化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出嫁，陪嫁香奁中均有茶叶。唐太宗以茶为礼，自己焉能不饮！玄宗开元年间(713)后茶道大行，所谓“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足见唐代上层社会茶风之盛。
唐天子重视茶事，认为茶是高贵饮料，以茶示恩宠便成了惯例。中国的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帝的好恶足以影响社会，宫廷茶事远离陆羽“俭德”原则姑且不论，唐宫嗜茶这一点实已确立了茶之国饮地位，大大推动了唐代茶叶的生产和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其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效应。
长安宫廷茶事的另一个创举是“清明茶宴” 。《唐食货志》载：“李隆基天宝(742——755)中，南岳贡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山农苦之。 ”为何如此催逼?原因是天子要尝新茶，并要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唐代诗人李郢作《茶山贡焙歌》书其事，诗中云：“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长安唐宫茶事是宫廷作派的物化，其精神追求是炫耀富贵权势，显示君临天下的威仪。唐天子好茶，士子们总是以皇帝的好恶为价值取向，所渭“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皇上嗜茶，士子焉能不好!唐宫茶风也正是通过长安的文人学士向全社会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经济效益是刺激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文化效应是文人响应，竞相饮茶，茶兴之余便是作茶诗、写茶文、描茶画，从而形成了五光十色而又底蕴深厚的大唐茶文化。
第六，法门寺唐代地宫系列宫廷茶具的发现是中国茶史划时代的事件
唐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日，唐僖宗归安佛骨于法门寺，以数千件皇室奇珍异宝安放地宫以作供养。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物帐碑》碑文中言道：懿宗供奉“火筋一对” ，僖宗供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付，重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付，七事共重八十两”细而言之，这套系列茶具包括有：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鎏金银龟盒，另有系链银火筋、琉璃茶盏、茶托等13件。
这套茶具表明了唐代宫廷茶道的存在和基本特征。这套系列茶具的出土说明了陆羽创制了茶具二十四器，地宫系列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实物佐证；向世人展示了大唐宫廷茶道的存在和独特风貌，由此可探知独具特色的宫廷茶艺；它是唐代茶道文化最真实的体现，证实了陆羽所提倡的茶道文化的真实存在；地宫茶具的文化质点是三教融合，较明确地体现了佛教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的相互沟通；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填补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为唐代茶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论陕西茶业及陕西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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