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文化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基础 。 可以说 ， 没有这一基础 ， 茶无以形成文化 。 宗教最基本的是儒禅道三教 。 尽管儒是否成为教仍属争论之列 ， 但儒所具有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性的道德功能则是无可争辨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指出儒是道德性与宗教性之存在 。 因而本文将儒列入三教之中仍有一定的合理性 。 事实上 ， 离开了儒来谈宗教与中国茶文化是不够公平的 。 从历史的角度看 ， 道教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虽是人们谈论最少的 ， 但实质上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 。 道家的自然观 ， 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观念的源头 。 所谓自然 ， 在道家指的是自己而然 ， 道是自己如此的 ， 自然而然的 。 道无所不在 ， 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 。 茶的天然性质 ， 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 ， 到利用它、享受它 ， 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其全部历程 。 老庄的信徒们又欲从自然之道中求得长生不死的仙道 ， 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 ， 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 。 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 ， 借茶力而羽化成仙 ， 是毫不奇怪的 。 陶弘景《杂录》与西汉壶居士《食忌》的记载 ， 都与此有关 。 《茶经o七之事》引述《神异记》的故事 ， 更表明陆羽本人对道士与茶茗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 。 所以 ， 从历史事实与观念发生的角度看 ， 都显示了道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是最为久远的 。 自然的理念导致道教淡泊超逸的心志 ， 它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 ， 这就确立了茶文化虚静恬淡的本性 。 道教的隐逸 ， 即是在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 ， 它与茶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隐逸推动了茶事的发展 ， 二者相得益彰 。 从历史和发生学角度固然要追溯到道教 ， 但从发展角度看 ， 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则应归之于儒家学说 。 这一核心即以礼教为基础的中和思想 。 儒家讲究以茶可行道 ， 是以茶利礼仁之道 。 所以这种茶文化首先注重的是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 ， 儒家茶人从洁性不可污的茶性中吸取了灵感 ， 应用到人格思想中 ， 这是其高明之处 。 因为他们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 ， 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 ， 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所以以茶表敬意成为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 。 足见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 ， 基本点在从自身做起 ， 落脚点在利仁 ， 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化民成俗 。 所以中和境界始终贯穿其中 。 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 ， 其深层根源仍具一种宗教性的道德功能 。 如果说道教体现在源头 ， 儒家体现在核心 ， 则佛教禅宗则体现在茶文化的兴盛与发展上 。 中国的茶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了真正的禅风禅骨 ， 其次 ， 禅佛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传播及美学境界的提升诸方面 ， 贡献巨大 。 所以 ， 没有禅宗 ， 很难说中国能够出现真正意义的茶文化 。 天下名山僧侣多 ， 自古高山出好茶 ， 历史上许多名茶出自禅林寺院 ， 而禅宗之于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文化形式的建立 ， 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 ， 它对中国茶文化的持续的推波助澜 ， 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兴盛 ，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对茶文化流传国外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 ， 有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 。 可以说 ， 品茗的重要性对于禅佛 ， 早已超过儒、道二家 。 而吃茶去这一禅林法语所暗藏的丰富禅机 ， 茶禅-味的哲理概括所浓缩的深刻涵意 ， 都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思想精蕴 。 真正说来 ， 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其盛大气象 ， 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中国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的思想精华 ， 融汇了三家的基本原则 ， 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 。 宗教境界、道德境界、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是儒释道共同形成的中华茶文化极为独特的景观 。 道教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苦荼轻身换骨 ， 昔丹丘子黄山启服之的记载 。 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 。 余姚人虞洪 ， 入山采茗 。 遇一道士 ， 牵三青牛 ， 引洪至瀑布山 ， 曰：予丹丘子也 。 闻子善具饮 ， 常思见惠 。 山中有大茗 ， 可以相给 ， 祈于他日有瓯栖之余 ， 乞相遗也 。 因立奠祀 。 后常令家人入山 ， 获大茗焉 。 丹丘子为汉代仙人 ， 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教人物 。 故事似不可全信 ， 但仍有真确之处 。 陆羽《茶经o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 ， 曰仙茗 ， 大者殊异 。 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 ， 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 。 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 。 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 ， 也就是今天的茶 。 道教是以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态度追求着神仙世界 ， 并以茶能使人轻身换骨 ， 羽化成仙 ， 从而各地道观大都自产自用着自己的道茶 ， 实现着自在自为的自然思想 ， 这种对茶文化原始性和开创性的茶道思想 ， 实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 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的隐逸思想 ， 有着直接而内在的关联 。 庄子自身即有全身保真、任性自适的隐逸思想 。 在后来的道教之中 ， 隐逸本身即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 。 魏晋南北朝是老庄思想的极盛时期 。 庄子的自然养生观念 ， 被发展为藉导引之术而在行为层面上的实践 ， 如一些人的隐逸方式是保终性命 ， 存神养和 。 东汉末的矫慎隐循山谷 ， 因穴为室 ， 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o矫慎传》) 。 这种纯然的避世隐逸 ， 已趋隐逸极端 。 此风至魏晋南北朝大盛 。 无庸讳言 ， 儒家茶文化代表着一种中庸、和谐、积极人世的儒教精神 ， 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 ， 恰恰是人类的个体之间、社群之间、文化之间、宗教之间、种族之间、姓别之间、地域之间、语言之间、乃至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处之道 ， 相互尊重 ， 共存共生 ， 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 。 能以清茶一杯 ， 体现这些原则 ， 加强这些原则 ， 这岂不是一幅儒学的天地中和境界吗?刘贞亮提出的以茶可行道 ， 实质上就是指中庸之道 。 因为以茶利礼仁 ， 以茶表敬意 ， 以茶可雅志 ， 终究是为以茶行道而开路的 。 在这里 ， 儒家的逻辑理路是一贯的 。 不少茶文化学人都指出 ， 陆羽的《茶经》就吸取了儒家的经典《易经》的中的思想 ， 即便在他所制的器具上也有所反映 。 如煮茶的风炉 ， 风炉以钢铁铸之 ， 如古鼎形 。 厚三分 ， 缘阔九分 ， 令六分虚中 。 炉有三足 ， 足间三窗 ， 中有三格 ， 它以六分虚中充分体现了《易经》中的基本原则 。 它是利用易学象数所严格规定的尺寸来实践其设计思想的 。 风炉一足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的铭文 ， 同样显示出中的原则和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揉合 。 坎、巽、离都是周易八卦的卦名 。 八卦中 ， 坎代表水 ， 巽代表风 ， 离代表火 。 陆羽将此三卦及代表这三卦的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 ， 绘于炉上 。 因其巽主风 ， 离主火 ， 坎主水；风能兴火 ， 火能熟水 ， 故备其三卦焉 。 儒家阴阳五行的中道已跃然其上 ， 纯然是时中原则的体现 。 陆羽以此表达茶事即煮茶过程中的风助火 ， 火熟水 ， 水煮茶 ， 三者相生相助 ， 以茶协调五行 ， 以达到一种和谐的时中平衡态 。 风炉另一足铸有体均去五行百疾 ， 则明显是以上面那句坎上巽下离于中的中道思想、和谐原则为基础的 ， 因其中所得到的平衡和谐 ， 才可导致体均五行去百疾 。 体指炉体 。 五行即谓金、木、水、火、土 。 风炉因其以铜铁铸之 ， 故得金之象；而上有盛水器皿 ， 又得水之象；中有木炭 ， 还得到木之象；以木生火 ， 得火之象；炉置地上 ， 则得土之象 。 这样看来 ， 它因循有序 ， 相生相克 ， 阴阳谐调 ， 岂有不去百疾之理 。 第三足铭文圣唐灭胡明年铸 ， 是表纪年与实事的历史纪录 。 但它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 因陆羽的时代是著名的圣唐 ， 圣唐的和谐安定正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社会 ， 像陆羽这样熟读儒家经典又深具儒家情怀的人 ， 决不会只把这种向往之情留给自己 ， 他要通过茶道(而不是别的方式)来显扬这种儒家的和谐理想 ， 把它带给人间 。 从其所创之鍑（锅）是以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为指导思想这点来看 ， 陆羽所具守中即儒家的时中 精神 ， 正是代表了儒教的治国理想 。 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 ， 亦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 。 无论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 ， 还是陆羽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 ， 还是斐汶的其功致和 ， 还是刘贞亮的以茶可行道之和 ， 都无疑是以儒家的中和与和谐精神作为中国的茶道精神 。 懂得了这点 ， 就有了打开中国茶道秘密的钥匙 。 敬是儒家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 客来敬茶 ， 就是儒家思想主诚、主敬的一种体现 。 刘贞亮十德中所讲的以茶表敬意 ， 以茶利礼仁 ， 都有一个敬字的内涵 。 【早期茶文化与宗教发展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