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飞|一个蒸饺店,“救了”十一个妈妈( 三 )


原来的一天24小时,王春芝都盯着孩子,跟其他人接触少。重新回到社会,“跟人家好像不是一路人”,别人聊的是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她知道的只有孩子的事。她可以一辈子窝在家里,但是孩子不行。他在长大,总要走进社会,硬着头皮也得走出来。
洪旭痴迷一切圆形的东西,有时他走到店门口,拿着个塑料圈在门前跑来跑去。王春芝站在店里结账,抬眼就看到儿子。
蒸饺店同时成了于春芳的“理想之地”。她和女儿同在店里工作,于春芳掌管着做汤和面的小灶,还负责着店里的酱菜。22岁的女儿徐强收拾桌子,摆饮料。
于春芳是母亲里唯一有餐饮业经验的那个。为了以后能带着徐强一起工作,她自己开过早餐店。但很快,单打独斗带来的疲惫几乎击垮她,她关了早餐店,只在超市工作。
出生后一直到成年,徐强大部分的时间都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于春芳早上出门工作时她还没醒,晚上回来,女儿早就睡了。疏于陪伴带来的后果是,徐强的脾气越来越大,也更爱哭。
她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辞掉超市的工作,跟徐强一起在蒸饺店上班。这并不容易,她已经在超市工作了13年,退休后每月能领至少3000块的退休金,她也早就习惯了那一方天地。
但在蒸饺店,她能看到徐强在变化。不再轻易哭,不上课的时候她愿意呆在店里,不需要收拾桌子时,她就把饮料放进冰柜,把里面凉的挪到外面,再把新的放进最里面。于春芳有时在后厨抬眼看到她,她正默默做事,做完了就安静地守在前台,等着有人需要她。她也不大发脾气了,也更有耐心。她学习很积极,加入了徐旭新开的拼音班。以前读消息她四个字就要停顿一次,现在能读很长一句话。
晚上8点半下班后,母女俩一起往公交站走,坐40分钟公交回家。这是母女俩珍贵的相处时间,徐强会主动跟她讲起学校发生的事。跟哪个朋友闹了别扭,谁又拉黑了谁的微信。有时她说得急切,声音越说越大,公交车上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但于春芳似乎没那么在乎了,她默默听女儿说,偶尔搭话。
像背负着某种原罪
徐旭接触过太多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她们像背负着某种原罪,“很多妈妈觉得我生了这样的孩子,好像我对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事”。耻感总是突然而至,就像于春芳在公交车里感受到的异样目光。
韩怡仙花了很多时间应付孩子给丈夫带来的羞耻。多年前丈夫在市场上做水暖工,也做电焊,最多的一个月赚1400块钱。那是全家的花销。儿子鹏飞进入特教学校后,她全身心扑在孩子上,有时丈夫埋怨她,“你啥也不是”。闲下来,痛苦像密密麻麻的小虫子一样扑过来。
丈夫对儿子开始抱有某种“敌意”。他从不带他出门,有时鹏飞闹起来动了手,他也动手。她其实能理解丈夫的耻感,可她无能为力。
2014年,北京一所专注心智障碍儿童艺术创作的机构联系上韩怡仙,她带着14岁的鹏飞和4岁的女儿,像是对丈夫的逃避,去了北京。在那所学校里,鹏飞学习绘画,她担任生活老师,照顾那些十三四岁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
两年后,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又带着孩子回到长春。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参与到徐旭组织的活动中,认识了更多的心智障碍孩子和母亲。丈夫也发生着变化,兴许是一家人分居两地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思考。回到长春后,他更愿意接近鹏飞。参加活动时,韩怡仙如果没有时间,丈夫就顶上。
【 鹏飞|一个蒸饺店,“救了”十一个妈妈】“鹏飞画的,画的我们”
前一阵,徐旭陪着于春芳去给新店铺选址、签合同。于春芳想带着徐强自己开一家店。按照约定,她的店里至少要雇佣一名心智障碍儿母亲。这是徐旭规定的,她得保证有了好的开始后,裂变能够持续下去。新店120平方米,还给孩子们预留了活动室。现在徐旭的心智障碍儿家庭创业计划,已经有50多个家庭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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