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茶文化的恩惠洒满人间(14) _文学与茶

那么，这种种情况是否有茶文化意义，除了前面已叙，我们再看两个例证。明钱椿年编 (1593年)?顾元庆删校(]541年)的《茶谱》编者按说：下删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所谓竹炉，也就是茶炉和贮藏分封六事的大竹器。作者把茶炉题名为苦节君，把贮藏六事的大竹器称为苦节君行省。其分封的六事指建城(贮茶器)、云屯(贮泉器)、乌府(贮炭器)、水曹(贮水器)、器局(贮叶·六种用具器)、品司(贮笋、榄、瓜仁等助茶香物之器) 。所删计·图八幅、说明及铭赞 1200多字。系文人游戏笔墨，无意义。而王玲《小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四章第二节明人以茶雅志，别有一翻怀抱写道：尽管茶人的抱负不可能实现，但总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用说诗、文及茶画，即便是饮茶器具也都以有深刻含意的词句命名。竹茶炉叫苦节君，；盛茶具的都篮叫做苦节君行省；焙茶的笼子称作建城；贮水的瓶子叫作云屯，意谓将天地云霞贮于其中。茶人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同书的第七章第三节养廉、雅志、励节与积极人世，作者再一次谈到：明代，国事艰难，更继承了这种传统，竹茶炉称苦节君像，都篮称苦节君行省，焙茶笼称建城，贮水瓶称云屯，炭笼叫乌府，涤方曰水曹，茶秤叫执权，茶盘叫纳敬，茶巾称受污。表面看，茶人们松风明月，但大多数人，却时时不忘家事、国事。茶人们从饮茶中贯彻儒家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大至兴观群怨，规矩制度、节议，小至怡情养性，无一不关平时事，两位专家对同一条资料的看法，竟然大相径庭。
明代邓志谟撰(1643年前后)《茶酒争奇》的编者按说：本书二卷，卷一是作者所写的茶和酒争辩的游戏文章，卷二辑录关刁：茶酒的诗文。全书约共32000字，全删。 …茶酒的诗文前已造、煎煮、饮用的基本知识，对迄至唐代的茶叶的历史、产地，更为重要的是对茶叶的功效，都作了扼要的阐述，这些阐述，有的迄今还没有失去其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时间的流逝，《茶经》所叙述的关于造茶的工具，煮茶、饮茶的器具等部分，有的已无现实意义。这个评价，大多也适用于其他茶文化典籍资料。由于典籍文献的写作者大多很少从事茶叶生产实践，故对茶学的知识也大多陈陈相因，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古代茶学的发展。至于品茗艺术，明以后才用散茶，当时已有分野，唐宋之说只能是古风遗韵。
我们坦城地阐述了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一些看法，是否准确，是否合理，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评判。但是，我们总觉得学术的锐气和良知任何时间都是必要的。正由于有上述看法，所以《中国茶文化经典》编撰时，除了因为篇幅所限略有删减外，对于资料一般保持原貌。
在中国茶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中国茶文化活动日益增多，中国茶文化传播日益强劲的今天，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非好即恶的绝对式判断或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所谓辩证式判断不免流于皮相。文化一旦以文字积淀下来，便包含着超时空的普迎合理性因素。茶文化典籍文献也是如此，其全部意义与全部价值，不可能以某一时期某一框范的评判来界定。因此，我们所肯定的东西可能恰好是我们前人所否定的，我们今天鄙弃的东西或许在将来会受到我们的崇尚。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对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的价值评判，也许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如实菟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的资料，也许习会传之久远。

让茶文化的恩惠洒满人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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